文/皮里阳

社会的演化、时代的变迁、商业的更迭,这一切是否存在规律?如果世界不可捉摸,难道一切奋斗都只是听天由命?如果冥冥自有天道,谁能伺机而动、顺势而为?本文试图透过时代的变与不变,探求社会和商业发展的规律,理解信息时代的商业变革,寻找商业进化与创新的方向。
 
一、社会演化的规律——天道悠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物质的运动划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以及社会运动五种形式。托夫勒对于社会三阶段的划分,应该就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至今,人们已经掌握了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的很多规律,而对生物运动、社会运动的原理还处在迷雾当中。如果社会的运动也存在一定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有一条主线始终贯彻其中,那就是人类不断用新技术、新制度提升供给能力,来满足自身不断提高的需求。就像马斯洛所描绘的那样,在人类社会集体的层面上,人类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吃饱、穿暖,安身立命;而接下来,则逐渐衍生出对生活品质乃至精神生活的需求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类不断提高社会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主要的两条途径就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制度。

所谓技术,也就是人类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物质(相对于人本身)的能力。人要扩大生产,最本质的途径还是投入更多的自然资源,而技术进步赋予人这种能力。比如,为人类带来第一次飞跃的是对火与石器的利用,而接下来则是对种子、土地、牲畜、铁器的利用,与之伴随的是对取火、农事、冶炼等宏观世界规律的理解。工业革命开启了理解微观世界规律的大门,人类基于对分子层面规律的理解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随后对于原子层面规律的理解则带来了信息技术、核技术等。人类对这些自然规律的理解,让人类能够利用化学能、核能,能够加工和利用各种材料,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大爆发。人类社会的下一次飞跃,也一定伴随着对于更多自然规律的理解。

所谓制度,则是人类组织和发挥自身劳动力的能力。一切制度都源于人性中最根本的两个动机——自利与利他。它衍生出了善与恶、公平与效率、道德与法律、政府与市场等等看似对立的管理学及社会学概念。制度的目标是增加全人类的福祉,而为此又必须尽量激发人自利的动机。人的体力、智力先天有差异,若保障自由、追求效率,身体的差异则会导致财富、社会地位的差异,这本来只是社会效率的体现。然而,人性中存在贪婪、嫉妒、懒惰等恶的一面,过度的差异则会引发社会的敌视与对抗。因此好的制度则是平衡的艺术,既让人为了自我满足而努力劳动,同时避免由于社会贫富过度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封建自制,到法国大革命以来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莫不是人类在制度上的不断认知与探索。
技术的进化是从宏观到微观,从表象到抽象,而制度的进化则是从小规模合作到大规模合作,从体力的合作到智力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制度层出不穷,但是最终只有一部分能延续下来,其“选择”的标准则是哪一种技术与制度的组合拥有最小的成本、最大的效率。这就是浩浩汤汤的天道,人类社会终将沿着这条道路运行,民归之,犹如水之就下。

二、多变的演化——道可道,非常道

在物理学中存在一个“势能最小原理”,大意是一个系统会向着势能最小的方向演变,势能最小的状态最稳定的。就好比过山车,虽然经历起起伏伏,但总会停在最低处。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势能最小原理”,这里的“势能最小”就是社会运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不同技术、制度的组合势能不同,产生了社会运动的“势能曲面”,社会则向着势能最小的点演化。

然而,社会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其演变过程中处处充满了混沌和变化。如果以为社会只会线性发展,也是非常片面的。社会“势能曲面”上存在许多局部低点,社会一旦进入局部低点的位置就不会轻易离开。比如,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在中国如火如荼,但在美国却并非如此,这就是因为美国支付体系和商品流通体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效率,进入了局部低点,要建立新的电子支付和电商体系短期内反而需要增加投入、改变顾客习惯。这也说明,社会一旦进入局部低点,即便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点,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外力,才能重新达到势能更小的状态。

 
图1:社会运动的“势能曲面”
 
这种外力从哪里来呢?

首先,社会的运行充满了“随机振动”,比如一项新发明、一位公司创始人的离世等,如果原有局部低点不是足够稳定,很可能某一次随机振动中就达到了所需的外力,奔向另一个更优解。其次,是人的信念,比如企业家们对于优质产品与商业成功的孜孜追求,比如中国仁人志士对于民族独立与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也汇聚起人心的滚滚洪流,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不断演化、势能越来越低,这也意味着社会脱离局部低点所需要的外力越来越大。为此,要么用共同的价值观凝聚更多人的力量,比如“中国梦”,要么就需要社会自身的振动越来越剧烈,否则就有可能永远陷入一个局部低点、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的速度正在加快。另一方面,经济周期(甚至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存在,也许就是社会长期处于局部低点而引发的结果,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为社会脱离局部低点创造了机会。

因此,我们有必要探求社会变革的规律与趋势,担负起推动时代发展的使命,把握时代变迁带来的机会。

三、时代之变——起于青萍之末,终于泰山之阿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很多重大的变革,为了突出历史的厚重感,人们往往用“时代”这个词来描述商业和社会的变迁。涉及“时代”的词有很多,有时人们用一种工具来命名时代,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有时用一个人物,比如拿破仑时代、毛泽东时代;有时是一种生产活动,比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有时则是一种技术,比如电气时代、互联网时代等。

在这些关于时代的词汇多数都和一种工具或一项技术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新技术对时代划分的重要性。然而,汉语词典对“时代”一词的解释是“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时期”,丝毫不见技术的影子。那么新技术与社会时代划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回顾历史,虽然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堪称开创新时代的技术屈指可数。首当其冲的是人类在50万年~100万年以前掌握了取火的技术,它带给人战胜猛兽和自然的力量,增强了人的体力与智力,产生了原始部落。随后则是大约1万年以前 ,种植和养殖为主的农业技术带来了农业时代,它让人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萌生了疆土的概念,诞生了城邦与国家,皇权与阶级。再后则是19世纪上半页蒸汽机的使用开启了工业时代,它让人类可以使用巨大的能源驱动沉重的机器,开展工厂化生产,并诞生了现代民主国家与公司,以及人权、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

19世纪七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在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这部著作描绘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而后将进入信息时代。今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商业形态、社会意识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让我们看到托夫勒的预言正成为现实。

从以上重大的时代变迁中可以看到,社会的变革往往始于一种新技术,最初它只是一项工具,继而塑造新的商业形态(也就是经济),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也就是政治、文化)。横空出世的新技术光彩夺目、引人遐思,但其实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有限。技术之后的商业与社会变革则是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却引发翻天覆地的剧变,而恰恰就是这一点决定一项新技术能否开启新时代。

四、时代变迁中的“创新三段论”

至今人类社会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四个时代,分别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每个时代都以当时的核心生产技术或核心经济活动命名,而且时代变迁在加速,以至于时代之间逐渐出现重叠。

每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技术创新中,出现了一些新工具,提高了原有商业活动中某一环节的效率,但没有改变商业规则、商业组织形态。商业创新中,产业链出现了新的组织者,他们利用新技术,重塑了商业组织形态和商业规则,改变了产业链某些角色的职能。社会创新中,受到经济活动变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社会制度、治理方式等都呈现出巨大的变化。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三个创新阶段,我们以工业时代为例。19世纪上半页,以蒸汽机、内燃机技术为代表,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拉开了序幕。而直到19世纪末,福特才在汽车制造中创造性的采用了工厂化流水线生产,这也是工业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商业创新。然而即便那时,根据英国的“红旗法令”,汽车上路时还必须有人在车前举着红旗开道,提醒行人避免碰撞,这是社会制度的滞后。直到20世纪初,在美国才广泛使用红绿灯,出现了与汽车生活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开始了社会创新。
 

图2:时代变迁的阶段划分
 
按照以上时代划分,我们当前属于什么时代、什么阶段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拉开了信息时代的技术创新阶段。而到2000年前后,电子商务的出现则将信息时代进一步推入了商业创新阶段。直到今天,商业创新还在不断深入,造就了“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商业模式。同时,以2016年Google人工智能AlphaGo打败人类围棋手为代表性事件,人们开始大力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这也开启了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但坦率的说,人们对这项技术的认识还非常肤浅,距离。
因此,当前是两个时代的重叠,既属于信息时代的商业创新阶段,也同时属于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阶段。准确理解我们所属的时代和创新阶段,对于我们判断时代发展的趋势、把握时代变迁的机会非常重要。

五、商业创新中孕育的机会——于无声处听惊雷

每个时代的每个创新阶段,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在工业时代的商业创新阶段,规模化生产是商业的主旋律,抓住这次投资机会的代表性人物是J.P.摩根。摩根在1892年撮合了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与汤姆逊-休士顿电力公司合并成为通用电气公司,在1901年组成美国钢铁公司合并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及几家钢铁公司。摩根的这些做法,都顺应了当时商业创新的趋势。

在工业时代的社会创新阶段,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生活习惯已经形成,抓住这次投资机会的代表性人物是沃伦•巴菲特,所谓的价值投资就是基于这种消费文化和生活习惯。巴菲特说自己看不懂高科技,但可口可乐、通用汽车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长期持有的投资标的。

接下来,在信息时代的技术创新阶段,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而红杉抓住了这次机会。1971年世界上诞生了首台个人电脑Kenbak-1,第二年红杉成立了。接下来红杉投资了苹果、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等,这些投资令红杉声名鹊起。但是这些公司都主要提供的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工具,而没有深入到产业的流程中,所以是“技术创新”,他们被称作“互联网公司”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图3:不同时代的投资机会

当下,既是信息时代的商业创新阶段,也是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阶段,技术创新备受瞩目,而商业创新却润物无声,但由于商业创新和经济活动结合最紧密、引发的商业变迁最剧烈、涉及的经济体量最庞大,所以是更有价值的机会。

对于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还非常不成熟(甚至Google也还搞不明白它的原理),所以人工智能与商业活动的深度融合还为时尚早。但目前也有很多机构在大力研究和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试图抓住这个机会。

对于信息时代的商业创新,则会引发巨大的商业变革,因而伴随着更大的机会。其中,重点在于利用信息技术改善传统商业组织形态与运行规则,围绕着人们的日常需求,寻找更有效率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

工业时代的商业创新者们,今天已经成为了跨国公司、全球巨头,而信息时代的商业创新才刚刚开始,一切还等着人们去创造。

六、商业创新与新经济版图

要讨论商业创新,我们首先要说明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很简单,其实就是“生产”和“消费”(流通属于消费的一部分)。在生产和消费中,都包括两类角色,一类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另一类是为经济活动提供资源要素、技术要素、制度要素的“要素提供者”。组织者将这些要素被组织起来,完成生产和消费。

那么,所谓信息时代的商业创新,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更好的实现生产和消费。因此,我们构建的新经济版图有两个维度:横轴从左到右分别是“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纵轴从上到下分别是“组织者”和“要素提供者”。这两个维度将新经济版图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生产活动组织者”、“生产活动要素提供者”、“消费活动组织者”、“消费活动要素提供者”。

 
图4:新经济版图的构建

首先,是信息时代的生产活动组织者。过去十几年中,信息技术将生产要素碎片化,而接下来,需要再次利用信息技术将这些碎片化的资源组织起来,完成产品或服务,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娱等需求。为此,新的生产活动组织者将利用互联网工具,发挥数据和信息的优势,重新制定生产活动的流程和利益分配机制,将本来已经过剩冗余的资源调动起来(而不是重复建设)——这才是“共享经济”的本质。

其次,是信息时代的生产活动要素提供者。这些要素包括资源要素、技术要素、制度要素等,比如新原料(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新计算机资源(云、网、端)、新劳动力(众包)、新工具(人工智能)、新制度(信息的权属)等。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利用这些要素,更好的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并驱使各种资源要素(比如人员、场所、交通工具等)。在众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新制度,即如何保障信息的权属,促进信息的流通和共享,这是人类进行智力合作的必须。

第三,是信息时代消费活动的组织者。这里所谓“消费活动”,是指如何将消费者与产品对接。由于大量产品已经非常丰富,如何高效获客,就成了当下互联网商业模式的重要命题,所以目前很多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都集中在渠道创新上。传统的渠道包括“门店”和“广告”两部分,企业设立门店,发布广告,等待顾客上门消费。电子商务的出现将门店搬到了网上,提高了部分效率,但仍没有避免广告不精准、转化率低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流量太贵”。因此,需要新方式将消费者组织起来,比如利用自媒体的号召力,利用社群、社区,本质上是信息更丰富、更精准、更及时。

最后,为了更好的组织消费者,需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那么新的互联网接入设备、新的交互方式、新材料(知识、文化)等,这些都是所谓消费活动的要素。我们看到PC时代、手机时代都诞生了互联网巨头,这是他们更好的利用了与消费者互动的要素,更高效的组织消费者。伴随着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比如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下一代交互方式(VR、AR,机器视觉,智能语音助手)的出现,也会出现新的消费者组织者。

七、让我们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

上述新经济版图与每个行业结合,就描绘出了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图景。这里面的企业也许今天还非常弱小(尤其生产活动组织者、消费活动组织者,今天一定是弱小、中立且无害的),只是散落在各个行业的角落里悄悄发芽,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们将拥抱彼此,支撑起新经济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同发现他们,给他们提供支持,陪伴他们成长。

皮里阳,和君商学院毕业生,中骏天宝资本管理(北京)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