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制造”的第一道工序是在幼儿园里完成的。德国少儿教育成功地将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融入人的心智和行为模式中,成为一种文化本能和文化DNA。这使得德国制造既是商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没有文化本能作为竞争力的底蕴,中国制造在深度的价值竞争中自然会力不从心。

文/吴伯凡

前不久我应著名的歌手龚琳娜女士之邀去她家里做客,吃的是纯正的巴伐利亚烤猪肉。龚琳娜的丈夫老罗,是一个德国人,他忙里忙外,不一会功夫就做出一顿大餐,主食甜点,一应俱全。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还要麻烦老罗你亲自下厨。”老罗笑着回答道:“我们家其实一直都是我在做饭。”我观察到老罗在准备这一顿晚饭的时候完全是乐在其中,乐呵呵的就把一桌丰盛的晚餐做好了。

老罗在做饭的时候龚琳娜告诉我,老罗这个人动手的意识和能力非常的强,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也都是老罗自己修。这让我非常地吃惊,一个痴迷于做音乐的人,乐于做饭,家里电器坏了也会维修,这和我想象中搞音乐的人有很大的反差。回头再一想,我以前和一些德国朋友打交道的时候,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他们动手的意识和能力都很强,并且能在动手的过程中享受到一种极大的乐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龚琳娜给我讲了她儿子的两个小故事,让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看不见的竞争力——责任竞争力

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龚琳娜的大儿子出生在德国,三岁之前接受的都是德式教育。在她儿子三岁的时候,一家人从德国回到了龚琳娜的老家——贵阳。龚琳娜的父亲见到自己的洋外孙,自然是非常的喜欢和宠爱。龚琳娜的儿子只有三岁,大小便不能用马桶,只能用自己的便盆。有一次,她儿子大便完以后,他的外公就顺手把便盆给倒了。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外孙一脸不高兴,用一种很奇怪甚至有点抱怨的神情看着他。
他的外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惹得自己的小外孙如此不高兴,就问龚琳娜:“他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龚琳娜也不明白,就问他的儿子。龚琳娜的儿子指着便盆,用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

原来他是认为他的外公剥夺了他的责任,所以他很生气。

这个故事令我非常的感慨:“一个三岁的孩子,对责任的意识这么敏感。这种责任感是我在中国孩子身上(包括我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到的。我们三岁的孩子所掌握的词汇之中可能还没有责任这个词,更谈不上什么责任意识了。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老罗两口子带着孩子乘飞机,在飞机上,一个女乘客和空姐发生了争吵。准确地说,是这个女乘客在不停地指责空姐,而空姐由于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所以并没有还嘴。但是当空姐受到这种劈头盖脸的指责的时候,心里的滋味肯定也非常的不好受。
当这个女乘客发泄完以后,龚琳娜的儿子突然站了起来,走到空姐和女乘客的身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左手拉着空姐的手,右手拉着女乘客的手,慢慢地把两人的手叠在一起。同时微笑着以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她们俩。

这两个人当然是非常尴尬,但是当他们看见孩子天真无邪又充满期待的目光的时候,怨气都被化解了,她们各自冲这个孩子发出微笑,最后她们俩相视一笑,这场冲突就这样在微笑中消失了。

龚琳娜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非常的吃惊,于是就问她的儿子:“刚才你做的很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儿子回答到:“在我们幼儿园里,如果有两个小朋友吵架,旁边的人必须要拉着两个人的手,并且把两个人的手叠在一起,让他们重归于好,这是我的责任。”

我听完第二个故事之后,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感慨了,甚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一个小孩子的行为,的确带给我很多的思考与启发。我似乎得到了刚才我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认识的德国人,动手的意识和能力都很强,并且乐在其中?这背后,可能和责任这两个字有关。

责任这两个字,从小就被德国人用教育的方式,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从小培养的责任意识,会自动的、不需要他人提醒的表现出来,最后形成德意志这个民族的一种特有的民族气质。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德国制造为什么这么优秀?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自己也经常地思考。我通过龚琳娜女士的儿子的两个小故事,得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德国产品竞争力甚至是国家竞争力的背后,是一种看不见的竞争力——责任竞争力。
 
文化底蕴:产品真正卓越的秘诀

著名的咨询公司埃森哲有一套关于“卓越绩效”的理论,认为一个公司的卓越绩效实际上包含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市场聚焦能力。这要求企业能够非常精准地找到客户的需求,理解需求的实质。当客户的需求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能够提前感知到这种变化,并且在自己的产品中提前注入满足这种需求的功能。

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当一个企业敏感地发现这种需求,却因自身的能力不足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是没办法提供卓越的产品的。

但是仅仅有资源有能力还是无法把一个产品做到真正的卓越,因为尚可的产品和真正卓越的产品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之细微,就像人的DNA和大猩猩的DNA有99.99%都是相同的,只有0.01%是不同的。但是造成人和大猩猩在智力上天差地别的关键因素,就是这0.01%的不同。

同样的道理,一个平庸的产品和一个真正卓越的产品,背后的差异可能也只有0.01%的差别。这个差别看似微小,却是通过能力和资源难以弥补的。就像一个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口音的差别,虽然外地人可以通过学习和反复的磨练说出一口外行听着非常纯正和地道的当地话,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一听,还是能从口音中听出他究竟是不是本地人。就像过去北京人甚至是可以区分一个北京人到底是东城人还是西城人,是宣武人还是朝阳人。

一个产品的品质是否真正卓越,就取决于这0.01%的关键因素,这个因素是一个产品所包含的文化底蕴,是卓越绩效的第三个因素。

书法家与“书法匠”

前几天跟一个书法界的朋友聊天,他说:“现在的中国书法界,只有‘书法匠’,没有书法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观点是:过去书法其实是一个“副产品”,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书写工具。这些文人士大夫,比如说苏东坡、王羲之,他们本身就是文学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我们当代书法家,却没有几个人有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所有书法家的必修课,但是我们当代书法家,在练习《兰亭集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自己能不能写出像《兰亭集序》这么出色的锦绣文章来?”

如果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么就只能做一个“书法匠”,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作为一个“书法匠”,虽然已经具备了某些书法的技巧,接近了书法的门槛。但是想要踏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可能比登天还难。这其中“登天”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做产品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买到先进的设备,也可以通过培训获得一定的能力,但是想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那就要取决于文化底蕴了。比如说德国制造,最深层的文化底蕴,就是这种从小养成的已经深入到骨髓的责任意识:尽心、尽性、尽力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德国制造的童子功。

反之一个从小没有责任意识,做事情浮皮潦草、敷衍塞责的人,是不可能做出卓越的产品。星巴克的创始人舒尔茨的自传《将心注入》,这其中注入的“心”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并不是一朝一夕注入的,而是一种在积年累月做产品的过程中产生的为客户负责的文化底蕴。

最近我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制造业历史和欧洲宗教史之间的关系。”我发现这是一个我应该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欧洲最好的产品大多都起源于修道院。比如说欧洲最好的葡萄酒,就起源于修道院。修道院酿造葡萄酒,是因为欧洲中世纪宗教仪式上需要用到葡萄酒,他们在酿造葡萄酒的时候, 怀着一种宗教的虔诚感,“尽心、尽性、尽力”的侍奉自己所信仰的神,在这种宗教虔诚精神的支持下,才酿造出欧洲最好的葡萄酒。
 
欧洲最早最杰出的修表匠,也都是来自于修道院,原先都是些给教堂做金银法器的工匠。后来由于宗教改革,有的修道院解散,而新教的教义又崇尚简朴,教堂不再需要非常奢华的金银法器,这些教堂的工匠就失业了。只能被迫去民间寻求生机,他们把原来给教堂做的大钟改造成小表,把“B2B的产品”改造成“B2C的产品”。由于钟表这种机械非常精密,要求制造人有一种非常强的责任意识和虔诚感。所以只有在欧洲这种宗教虔诚感非常强烈的文化氛围里,以一种极负责任的态度,才有可能做出精美绝伦、享誉世界的钟表。

终极的竞争是文化底蕴的竞争

所以一个产品,最终是否能够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成为民族的骄傲,归根结底就取决于这种文化底蕴。高水平的竞争、终极的竞争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底蕴的竞争。中国产品和德国产品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是文化底蕴的差别,文化底蕴的内核是一种责任意识。而中国制造,非常缺乏这种责任意识。

五四时期,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差不多主义》,就在批判中国文化中这种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差不多文化”:做任何事情都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劣根性”,但是当两国产品的竞争进入到终极的文化底蕴的竞争时,这种“差不多主义”,很有可能会使中国制造在最关键的地方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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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凡,《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本文摘自其微信公众号:伯凡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