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俗话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管理创新也是如此。我们身处一个复杂动荡的年代,总是要通过不断创新探寻生存发展之路。但焦虑之中更需冷静:什么是管理创新?我们真的需要它吗?其背后的推手是谁?是憋屈求变的创造,还是夹带了私货的刻意鼓吹?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涌现的创新比前一百年都要多?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演讲/杨斌  整理/曹雨欣、齐全
 
图:杨斌老师在演讲中

推动管理创新本是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的名声确实不好。据说一个企业家左右分别坐着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往左问经济学家:“你们是怎么搞的,100个经济学家有100种说法,到底听谁的”?他刚往右一扭头,管理学家自己就倒下了:“别说了,我自己招了吧。100个管理学家至少有101种说法,因为我们常自相矛盾。”所以萧伯纳一百多年前如此定义专家:“所谓专家,就是把自己也搞不懂的事说得让大家更糊涂了”。
但坦率讲,管理学很多观点互相矛盾本身就是这个学科的天然属性。因为企业以市场和社会为环境,在市场中要讲经济效率,在社会中要讲和谐公正。所以管理学总是嫁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很难构建出独立的理论体系,给大家造成来回摇摆的印象。但管理学有没有价值?就像西医总是瞧不起中医,因为中医缺乏病理学和药理学基础,所以斥其为“伪科学”。直至一位牛人站出来:“从西医角度看中医,中医将永远是伪科学。但人人知道,中医是有用的伪科学”。由于世界和人自身复杂性系统的特征,严整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冰山一角,其它大量的非科学、伪科学也在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管理学如同中医,是一种“有用的伪科学”。一百多年来管理学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摇摆中顽强成长也佐证了这一点。

鉴于管理学常被人误解但又很有用,我们怎么办?我是坚信“管理立国、管理强国、管理富国”的,但首先要懂得管理背后的逻辑最重要。

1996年我曾在一家香港时装公司打短工。我们是做品牌的,一套女装卖得很贵,动辄上千元,用的都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口面料。我在登记入库时,发现法国人把面料成分和每种纤维原产地标注得一清二楚,看后就崩溃了:大多数化纤都是“Made in China”!怎么回事?教科书教的是“一切决定于资源禀赋”啊。中国基础纺织原材料物美价廉,远销世界,为什么一到做高档时装时总是要花几十倍价格进口面料?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教香港老板。老板一听就乐了:“面料好坏和原材料没多大关系,主要在于织法”。好的编织能化平凡为神奇,坏的编织会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古人云“树桑麻,习组织”,组织的关键在于编织逻辑。回望上一代人,他们也很聪明也很努力,但被编织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中,彼时的中国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再看三十年前,小平同志一句“别斗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GDP增长了16倍。什么变了?资源没变、智商没变,就是变了编织逻辑,就创造了奇迹!和君集团现有1500名员工,能不能做到基业长青,坦率讲并非取决于员工素质,而是决定于王明夫先生与合伙人如何编织大家。即使管理学充满矛盾和摇摆,但我们坚信只要一路走下去,定会找到适合中国企业的编织逻辑。

一、创新的“小时代”:管理创新的虚假繁荣

2015年似乎很热闹,各种新名词、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但我依然认为它只是个创新的“小年”。诸如“互联网思维、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颠覆式创新、商业模式、O2O、微商、圈层营销、深度垂直、降维打击”……听起来让你怦然心动,好像再不去积极拥抱它们,就会被时代淘汰。但只要沉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它们只是“听上去很熟悉,实际上很陌生”。我坚信没有它们明天会依然继续,世界也不会变糟。

例如:“互联网思维”提倡“平等、开放、共享、共创”,但平等必有层级、开放必有封闭、共享必有权责界定、共创必有利益纷争;《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充满了乌托邦的幻想;“工业4.0”是非常粗糙的划分,现实中每次的工业升级都是混合与迭代的过程,从来没有断裂式的跨越;“颠覆式创新”并不是一个严整概念,现实中已接近破产;而所谓“互联网商业模式”称“羊毛出在狗身上,最后让猪买单”,这简直是对猪智商的侮辱;“O2O”本质上只是一种营销方式在线上与线下的配置组合,最后能否赢利还是决定于商品力与顾客感受;而“微商”一出来,我就坚信做不起来,现在看果然如此。牢记“不要和朋友做生意,否则会永远失去朋友”,从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到冷冰冰的利益交换,这种“高开低走”没有出路。所以微信空有巨大流量,迄今也未找到可靠的商业模式……

很多人崇尚创新,但我坚信创新是一个中性词,除非能做到“以更有效的方式创造新价值”。人们往往只看到创新的成果,却忽略背后巨大的成本,80%以上的创新是血本无归的。从创新的历史来看,很多重大创新相对于刻意追求更像是自然涌现。而且从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它们与其说是创新的领先者,不如说是创新最好的现实应用者。所以我坚信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丰田的混合动力而不是马斯克的特斯拉。由此推想,不计成本和风险,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蛮劲搞创新,往往会引发严重后果。据说2008年金融危机前爆发前,一位经济学家提前两年就大声疾呼:经济危机迫在眉睫!事后大家去请教他为何能先知先觉,他称危机必有前兆:“其一,虽然一片繁荣,但不确定性已在上升;其二,看不懂的创新越来越多;其三,奇怪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其四,平庸的领导者比比皆是,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已经系统性消逝。”由此可见,创新带来的未必一定是阳光灿烂。
此外,熊彼特当年强调的是“创造性破坏”,而今天更能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往往是“创造性适应”。所以要做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改进者而不是幻想家。创新主要有五类:新市场、新原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组织管理创新。各种创新的速度和效应不尽相同,往往最终需要组织管理的协调和控制才能实现“新的组合”,所以管理创新相对其它几种一般是滞后的。而如今许多创新的本质和效应尚未显现,但名词和概念已广为流传了,这就是泡沫。

是谁制造了这么多的管理创新泡沫?我认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属于“黔无驴”类:中国的管理学过去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并在国外任教。中国始料未及的高速发展,以及对管理创新的渴求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大多数人是善意的,想把西方先进理念和方法传播过来以回报祖国。但也不排除一些人别有用心,无视管理学“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时空局限,把西方一些非本质、非主流、非体系的“时尚类”东西在中国大肆传播,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般他们都会说:“我曾师从xx大师……我在哈佛时……你们理念太落后……你们还做质性研究,国际主流早就是实证……你们还在用回归,我们早就用结构方程……这是国际上最流行的xxx……”一脸“言必称希腊”的高傲姿态。但据我接触过的一些西方真正有水平的学者来看,一般都既朴实又谦和,散发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他们不会看不起我们,往往是假洋鬼子才欺负中国人。记起小时候曾读《黔无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因此可将这些人归于“黔无驴”类。这些人本意并非刻毒,只不过是狐假虎威想让自己混得风光些,所以危害并不大。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正在逐渐褪色。因为冷静想想就会明白:中国高速增长三十年,我们的企业不会落后低俗,我们的管理学也不可能一无是处。

但下一类人危害性就大了。他们有意制造新名词、新范式、新理念,借助网络化效应炒作传播,从中渔利,很多人因此一攫万金,而被忽悠者还在那里一脸虔诚地说:“大师,谢谢啊”。据我观察,此类人可按“皇帝的新装”的段子分三个等级:

初级选手:皇帝实际没穿衣服,但不知道自己没穿。一些年轻人有一点管理学的底子,但并未理解其博大精深就开始自创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大有“管理创新,舍我其谁”的气势。这类人可归于年少无知,自己会慢慢清醒的,而听众也不太可能比他们更弱智,所以危害并不大。

中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但他以为老百姓看不见。这些人实际上很心虚,只能拼命以制造理论的时尚新潮来掩盖自己的功力虚薄。他们的东西虽无真材实料,但可修饰得花团锦簇,所以也可以蒙蔽一些人,危害度中级。

高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老百姓看见了,但我就这样了!这种赤条条就是规范、就是主流、就是趋势,你们能奈我何!一些伪大师和学霸学阀就是如此,而他们往往掌控着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危害巨大。

二、谁动了我们注意力的奶酪?

相对于各种纷繁嘈杂,我认为管理学的源概念应在10个以内,大概包括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目标、管理、绩效等。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企业,企业身处市场和社会的环境之中,分析市场与社会,就可以理解企业的外在规定性。而企业的内在规定性是组织逻辑,组织作为一个协动系统需要确立目标,其达成程度就是绩效。但从目标到绩效不会自动实现,中间需要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即为管理。除此之外还有无其它源概念?我暂时没有找到,感觉都可以从这几个源概念推演出来,只是衍生物。所以现在很多管理创新其实都是衍生物,它们过度膨胀,往往阻碍了我们对管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就像金融衍生物本来是因缩减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诞生的,但最后几乎演变成一种自我对冲的独立产业,反而增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警惕衍生泡沫。

当今创新的衍生泡沫与互联网“长尾效应”密切相关。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使许多破碎的、边缘的、非主流的东西也可以聚集在其“长尾”之中,甚至可以聚合成一种势力。但我坚信它们很难颠覆主流,却破坏力很大。环顾周边你就会发现:互联网让“全世界都在看”,但无责任的言论与行为正在蔓延,世界并未变得更美好,甚至连“我们是谁?我们自何处来?应往何处去?”都无法回答。我们处在一个数据爆炸、信息膨胀、但知识依然贫乏的时代。

网络化情境下多重时空的交错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都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才有可能关注;你关注什么,才可能达成有效的行动”。但同时,“你感兴趣的,未必能持续关注;你关注的,也未必能真正付诸行动”。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只是“兴趣-关注-可能的行动”的交集。
 

 

而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让我们自认为一切皆可感兴趣、一切皆可去关注、一切行动皆有可能,这是天大的误解。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三要素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你感兴趣的越多,可持续关注的则越少,现实的行动力则越差。所以网络化往往把我们带入更加焦虑、迷茫、无法行动的困境。注意力是当下我们最稀缺的资源,请务必郑重地珍惜它、维护它,否则空度岁月,一事无成。学习卓越企业“刺猬理念”好榜样:只做自己最感兴趣的、最擅长的、能赢利的事,其他一概不碰。

三、管理学为何总是摇摆不定

在日本读博士期间,我一直在探究企业的本质,最终提出了这个模型。
 

人总是有欲望的。市场、企业和社会,各自是人们为了满足多种欲求而创出的交换系统。市场可视为人们为了满足经济欲求而创出的交换系统。公平竞争的理念和供求机制是市场的制度体系。社会可视为人们为了满足其社会欲求,依靠一定的社会关联创出的各种集团(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团体、国家等)的总和。社会制度体系(法律、风俗习惯、道德等)是社会成员之间调整相互关系的“公有秩序”。企业可视为其组织成员为满足各自欲求而创出的一个集团交换系统,它通过与市场和社会的交换活动,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成长。

由于人们追求多种欲求的同时满足,所以市场、企业和社会是互补共生的。但由于各自内在逻辑的不同,所以是一种“异质共生”的互补。其中,企业一方面通过其经济机能——商品生产和交换,和社会机能——内部组织化和经济成果的再分配,将市场和社会的一部分机能内部化的同时,通过与市场和社会的交换活动,作为一个中间组织将市场和社会连接起来。此外,企业作为一个集团交换系统,为满足组织成员的欲求,不仅限于对市场和社会的单纯适应,还会积极通过对它们施加影响来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以求达成自身目标。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去适应环境,就不会有今天和君的发展壮大。企业的路往往是自己走出来的。

由于企业是位于市场与社会中间的一个半开放系统,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社会组织,势必要不断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寻找平衡,所以管理学总是在经济理性与社会情感、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内部化与外部化之间摇摆。可能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特点,才使得管理学既充满纠葛,又富有魅力。

四、研究方法的三体困境

如何做好管理学研究?有位西方学者精辟指出:所有研究都面临着普遍性、精确性与应用性的矛盾困境。即普遍原理因其包容性往往不够精确,能精确测量的关系因需要控制太多影响要素而在现实中难以应用,而能够应用的东西一般因其情境依赖性而难以成为普遍真理。
 

 
因此,在管理学中,理论演绎、实证分析、案例研究各有其价值也有其局限,既无需妄自菲薄,也不必彼此贬斥。我认为:能把一种方法真正用好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学者;能将两种相结合,较深入全面阐释管理问题的人,即可称之为大师;而对那些自称能将三者完美结合的人,要么是上帝,要么是疯子,最可能的是自认为上帝的疯子。所以,每当看到有些管理学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自称构建了一种普适理论、又对其要素间关系进行了精准测度、还能为企业提供七八条现实对策时,我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中国的学生太有才了!

既然管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很难统合,那我们应采取何种研究姿态呢?

我认为首先要培养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一个好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何发现好问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例如“员工满意了就会敬业吗”?早在80年代末OECD就有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是:法国人工作满意度最高,但敬业度最差;日本人工作满意度最低,但敬业度最高。所以满意度和敬业度并不是一回事,容易满意的人往往并不敬业,而真正有上进心的人常常对企业现实状况不满。再如“频繁加薪员工一定会感激企业吗”?现实并非如此。一般员工薪酬决定于其绩效,而绩效的测定又决定于其岗位工作内容。如果岗位未变、绩效未升而大幅加薪,员工反而会认为企业之前一直亏欠着自己,补得还不够、拖得又太晚,怎么会感激企业呢?所以伴随加薪的往往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管理的逻辑有时就是这么冷酷,单纯发善心是做不好企业的,必须是理性思考辅以人情关怀。现实的组织管理中存在很多潜在法则:显而易见的解往往无效、对策往往比问题更糟糕、不要在路灯底下找钥匙,因为钥匙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记住郭德纲相声中的一句话:“别非要坐头等舱,头等舱并不去海南”……。

最后与大家分享一段我对学生们的新年寄语:
也许就在我们举杯庆贺的时候,一些相反征兆已开始了爆发前的发酵。要相信辩证法,因果相衔,物极必反。没有萧条的繁荣、无需偿还的透支,没有放弃的索取、无需坚忍的成功、没有责任的自由、无需竞争的共存共荣,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动荡不安之中,我们唯一可行的是重新审视:我为什么而存在?我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我身处在怎样一个时空?我应该如何做才能不枉渡这一生?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只做看得懂的事,只做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事,而且绝不半途而废。如果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就要尽早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然后远离它们,你就接近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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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和君友人,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商学博士,曾任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研究助手、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策研究科客座副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由和君管理研究院曹雨欣、齐全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