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君咨询高级咨询师 周晓光
编者按:
十八大以后,我国政府调整发展方略,创新调控方式,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前提下,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受到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极大下行压力,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也出现较大分歧,本文将对我国转型中的问题做出梳理和分析。
 
一、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

目前,我国政府虽然主动调低经济增长指标,但经济仍然面临很大下行压力,人们普遍预期2016年形势将更加严峻,不少人因此感到悲观和焦虑,央行也连续降息降准来稳定增长。实际上,经济增速下行是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原因如下: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从传统产业结构向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产业结构转变,即资源配置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行业转移。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进而带来经济增长放缓。

二是房地产投资下降。受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住房价格经过了若干年疯狂上涨。目前,除少数要素高度聚集的特大城市外,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已增长乏力,市场风险开始显现,房地产投资热度下降,投资增速放缓。

三是投资乘数改变。 “互联网+”浪潮以及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推动了供给侧变革,即供给侧从以商业地产为基础的供应链模式向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新型模式转变,商业地产租售显著下降,电商平台快速发展,然而,供应链由实转虚使得投资规模和乘数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
因此,在出口增长乏力,消费没有明显改善情况下,经济增速下降是转型的基本趋势。

不仅如此,经济增速调整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改革的目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意味着投资将逐步从政府主导向市场驱动转变。一般来讲,政府主导的投资总量集中、规模大,但质量效益较低,而市场化投资相对分散、规模小、但质量效益高。前者对GDP的规模增速贡献大,后者对GDP的质量效益贡献高,因此,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也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减速。

可见,经济增速下降是转型带来的新常态,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的经济下行而陷入恐慌。

二、转型面临的制约因素

目前来看,转型的制约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创新驱动增长的不确定性。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要素驱动的特点是经济增速和要素投入之间呈线性关系,投入多则产出多。创新驱动则不同,创新是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小概率事件,投入和产出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创新的不确定性高且结果难以预测,可能投入很大却得不到预期回报。因此,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有着较高的不确定性。

2.创新能力不足。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技术上主要依赖引进和模仿,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变迁的捷径,被称为后发优势。然而,长期技术引进使人们习惯于走捷径,赚快钱,忽略了创新能力的累积和培养。而我们的转型往往又为形势所迫,倒逼驱动,这样,创新能力不足就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

3.市场机制不完善。从产权角度看,我国经济存在着国有和民营二元结构。国有企业虽历经多次改革,但始终难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组织任命的领导班子,亦政亦商的多重身份,垄断的经营许可权,行政化的内部管理等等,使得国企更像是政府保护下的经营性行政机构,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政企关联的特点使国企对市场竞争并不敏感,生存和盈利很大程度依赖于政策保护,即便产能过剩和经营不善也因体制问题而难以自主转型,国企的非市场主体特征增加了经济转型的难度。

4.金融系统改革滞后。金融部门承担着为经济活动配置资金,保障经济有效运行的功能,转型同样离不开金融系统的支持。目前,我国金融改革相对滞后,难以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

首先,信贷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银行信贷市场60%以上被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垄断,民营资本进入受限,中小银行发育不足。在这种结构下,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型国企、基建项目和地方融资平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导致民间借贷规模急速扩张,利率奇高,金融风险难以管控。而体制内外利差又促使银行寻求监管套利,表外业务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大了金融风险。

其次,股市存在制度性缺陷。我国股市先天存在着重发审、轻监管,重规模、轻制度的问题。中国股市上市门槛较高,发审程序复杂,上市成为部分企业的特权,而上市后监管宽松,企业圈钱,操纵股市,欺诈投资者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很少受到惩罚或者惩罚很轻,这就使股市成为了企业寻租的场所。众多企业不惜业绩造假也要排队上市,不是为了企业健康发展,而是寻求股市制度缺陷带来的租金收益,股市成为寻租市,企业、券商、专家等相关各方都成为寻租者。股市的价值取向及相关制度不改变,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将成为空谈。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银行普遍收紧信贷。这种情况下,股市应承担起有效配置资金,支持经济转型的功能,然而,中国股市却难当重任,寻租市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注定又是一轮疯狂炒作,只不过炒作的概念换成了O2O、互联网+,最终迫使政府出手救市,清理配资、降准降息、限制做空、暂停IPO,下跌虽然暂时得以控制,但压制了融资和交易功能的股市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资本市场。

5.人口结构制约。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资本、土地等要素容易处置,唯有人力资源要素难以调整,其人格特征决定了企业不能像对待一般要素那样对待人力资源。问题在于人力资源的专用性较强,产业越是高端,越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转型过程中,低端产业劳动力难以转移到高端产业中去,但又需要就业和收入维持生计,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蕴含的一个内在矛盾。

几十年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中来,但时过境迁,随着社会发展,当我们再度寻求转型时,这种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转型需要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此时,既有的初级劳动力反而成为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三、转型面临的困难

上述因素表明我们尚不具备短期内实现转型的能力和条件,转型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因而,转型非短期之功,而是一项长期任务。总体来看,转型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1. 政策困境
经济增速下降是转型的趋势和经济新常态,当人们用过去经验来解读新常态时,难免出现恐慌,认为政府应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实践表明,这类刺激政策会扭曲市场信号,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及结构性矛盾,迟滞经济转型。

反之, 如果政府不刺激经济,而依靠创新创业来稳增长,那么,创新创业的不确定性又使得经济增长存在较高的风险和变数。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传统动力衰减,创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人们难以预见经济下行何时企稳。因此,转型是对决策者心理和意志的考验,在稳增长与促转型之间,政府会陷入政策困境,如何权衡取舍,灵活施策,做到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考验着政府的调控能力。

2. 体制障碍
从前文可知,我国金融系统存在着银行业结构不合理,非市场化利率,寻租型股市等一系列体制问题,这种体制性障碍既是造成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扭曲,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又是阻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现有金融体制常常使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南辕北辙,难以支持经济实现转型。唯一的出路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持续发展。

从以往经验来看,体制改革往往是改革中最困难的部分,也是一个前跋后疐的漫长过程。因此,我国经济转型可能长期受制于金融系统的体制障碍。
3. 人口压力
当前,计生政策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该政策导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如果不取消计生政策,中国将象日本一样走向长期经济衰落。

问题在于政策放开后真的象人们期望的那样能够重启人口红利吗,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一是由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下,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家庭及个人成本,生活成本和养育子女费用快速上升,这些因素会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对出生率形成抑制作用,这也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我国城镇化及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人口红利阶段已基本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经济亟待升级转型,迫切需要高素质创新型人力资源,这种情况下,人口快速增长带来更多的可能是资源消耗和就业压力,而非人口红利。

对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两类模式所要求的人口禀赋不同,前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后者以人口质量为前提。由于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要素驱动模式虽然可以在经济增速和总量上取得成功,但人均收入往往在低水平徘徊,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规模过大,趋近空间与环境承载极限,人口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更为关键的是,人口基础与转型目标不匹配,对转型形成一定制约。

但要改变现状难度很大,降低人口增长,人口会趋于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养老负担加重。此时,需要以技术进步及生产率提升来对冲劳动人口下降带来的增长衰减,但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能力不足使我们难以提供这种保障。如果放开政策,鼓励生育,恢复人口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规模又会对资源和环境形成极大压力,并且制约转型。因此,人口压力将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一个长期问题。

四、问题之应对

1.以稳速换挡应对政策困境
转型是传统产业逐渐衰落,新兴行业快速崛起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中,几家欢乐几家愁。要清醒认识到,转型是场持久战和攻坚战,要抱有极大的耐心与恒心,采取渐进式的推进策略。

为此,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允许经济增速平稳趋缓,这是转型的趋势,但要防止增速陡降。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减少经济刺激政策,在传统动力衰减,创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适当调控措施来稳增长,促就业,化解过剩产能,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改革创新机制,培育创新能力,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全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使传统动力逐步递减,创新动力持续增强,最终实现新旧动力的替代转换。

2.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障碍
金融改革是复杂的系统性工作,要统筹安排,稳步推进,重点突破,破除体制障碍,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

一是改革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制,实现利率市场化,放宽准入限制,引入民间资本,发展中小银行,优化行业结构;

二是着力发展直接融资,以改革为途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深化股市及其配套制度改革,推进股市从寻租型向投资型市场转变;加快发展新三板,使之承担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使命;有序发展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拓展社会融资渠道;

三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防范以互联网金融为包装的各类融资骗局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3.以优化布局缓解人口压力
计生政策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南辕北辙,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但即使政策放开,人口规模过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它带来的困扰和压力。 

计生政策放开后,市场机制将对人们的生育选择发挥调节作用,作用多大难以确定。从历史看,我国人口数量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稳定时期人口都出现较快增长,这表明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拥有独特的生育理念和传统,由此推测,政策放开后,市场调节作用可能有限,支配人们生育选择的因素主要是观念和传统,我国人口数量将恢复较快增长。

但人口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与转型目标并不完全匹配,对经济转型来讲,可能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压力,即就业压力、资源消耗和环境承载压力。

因此,未来的人口基础要求我国经济转型不能盲目地追求产业高级化,而是要形成与人口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对于人口密度大,吸纳能力低的一线城市和地区应着力发展高新技术、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重点吸纳优秀人才,积极推动产业转型,打造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对于人口众多,有发展潜力的省份及地区应重点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现代制造业、物流业及劳动密集产业,加快城镇化建设,积极吸纳就业人口,利用高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对于县以下城镇及农牧业生产区,应集约高效发展现代农业和畜牧业。最终形成以新兴产业为引领、现代工业为主体、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最大效率地利用产业和空间容量吸纳就业人口。

五、结束语

经济转型是关系到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体制和观念的阻碍,面临预想不到的复杂情况和不确定因素,因此,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明确方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渐进式转型路径,灵活应对,锐意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