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白手起家,40年里创建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2010年2月1日,78岁的他在退休13年后东山再起,应日本政府邀请,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仅仅10个月,就大幅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1580亿日元利润。


稻盛和夫与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并称为日本的“经营四圣”,他在经营实践中提炼出的“稻盛经营哲学”对日本商界影响深远。

但又是谁影响和塑造了稻盛和夫?日本历史文化传统,其出生地鹿儿岛地方文化,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日本佛教文化都对稻盛和夫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

鹿儿岛与“武士道”遗风

稻盛和夫的出身地,鹿儿岛县,位于日本九州岛最南端。这里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不仅有着以屋久岛为首的各色岛屿,还盛产茶、甘蔗、芒果、花良治蜜柑。这里也是日本当红演员柏木由纪、瑛太以及漫画家《灌篮高手》作者井上雄彦的故乡。

因其优异的地理位置,从古代开始,鹿儿岛就在与亚洲、太平洋各国进行频繁多样的文化交流,它也是日本历史上首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岛津藩主的领地,被称为萨摩。萨摩藩主岛津氏早在战国时代初期就已经雄踞一方,到幕府末期仍是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西南大藩之一。

在明治维新运动中,萨摩藩更是人才辈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都出身于萨摩藩。正是萨摩武士率先认识到幕府统治下日本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口号,联合各藩掀起了倒幕运动,拥戴明治天皇,击败德川幕府,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明治维新”大幕,主导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复兴。萨摩武士的忠诚、勇猛、敬业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曾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歌可泣,至今一些鹿儿岛人还颇有萨摩武士的遗风。

萨摩藩自古便以其“尚武精神”及其教育而著称,一直是日本“武士道”文化传统最深厚的地区,在幕府末期,萨摩藩70万人口中武士家族就占了20多万。因为尚武气氛,近代萨摩藩士也自称“萨摩隼人”。

在鹿儿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还存在一种以街道为单位各自开展的,被称作乡中教育的独特教育体制。这是一种始于16世纪末期的萨摩武士教育体系,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们要接受日本历史和中国经典古籍的启蒙教育,还要学习一种独有的“示现流”剑法,“武士道”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民间一直以来绵绵不绝。

稻盛和夫就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稻盛和夫于1932年出生于鹿儿岛市城西町一个从事印刷行当的平民家庭。父亲的本份严谨和母亲的开朗外向,奠定了稻盛和夫先天的性格基因,而为稻盛和夫启蒙的正是鹿儿岛的历史文化及其伟人遗风。

据稻盛和夫回忆:每年12月14日“赤穗义士纪念日”的时候,鹿儿岛县的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白天要聚集在学校的讲堂中接受有关忠义的教育。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从傍晚开始要听校长亲自宣读《赤穗义士传》。正是通过接受乡中教育,稻盛和夫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西乡隆盛的和大保久利通的伟大功绩,不知不觉中这些伟人们的思想和传奇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1905年在其所著的《武士道》一书中,曾经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书中认为正是通过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才得以推动,完成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在20世纪,日本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武士道”核心价值——忠诚、武勇、仁爱、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价值观念,经过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逐步转变为日本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被得到保留与发挥。在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的新版日币上,5000日元上的图案为新渡户稻造,这表明日本人对武士道的推崇。

很多日本企业的“仁爱、服从、诚实、勤勉”等价值观及其经营体系诸如——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源于传统“武士道”文化及其“君臣一体”的传统组织模式,足见“武士道”对日本影响之深。

作为日本人的稻盛和夫,自然首先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获取思想资源,在其价值体系中“爱人、至诚、勤勉”等观念与“武士道”传统有着天然的、隔不断的关联。稻盛和夫在其回忆录中就自称是“萨摩隼人之末流”,并以这种文化为荣耀。

稻盛和夫说:“现在,我在世界上有很多家工厂,海外的外国员工已经超过几万人,但我还是感觉,鹿儿岛就是我的全部。”
 
西乡隆盛:敬天爱人

稻盛和夫非常喜欢自己的同乡伟人西乡隆盛,并且把《南洲翁遗训》中的“敬天爱人”,作为座右铭和京瓷社训。

西乡隆盛1828年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青年时期和大久保利通一起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心学,向福昌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西乡隆盛本是一个下级武士,由于上书议政,得到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的赏识,在1854年被齐彬由助理文员晋升至近卫随从。

岛津齐彬对西乡隆盛有知遇之恩,齐彬死后,西乡一度想要自杀,幸被好友僧人月照所阻止。月照是幕末时期倡导“尊王攘夷”的思想家,在幕府最高执行长官井伊直弼发起的大量迫害倒幕府人士的“安政大狱”中,一度受到追捕。1858年西乡隆盛护卫月照逃出京都,返归萨摩藩。但依旧难逃追捕令,于是二人相约共同投锦江湾自杀。月照不幸陨命,西乡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后被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好友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然而因力主“尊王攘夷”,再次被流放到小岛上。一年后重返萨摩藩,被授执掌军权。后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几个“西南强藩”结盟起来,共同讨伐幕府。1868年,西乡隆盛担任征讨大总督参谋,率军平定日本东北的幕府残余势力,史称“戊辰战争”。

战后西乡隆盛被新政府任命为陆军大将和近卫都督等要职。然而,西乡隆盛和众多年轻武士们为之浴血奋战所建立的这个新政府所作所为却令他们感到失望。

西乡隆盛认为当政为官者应该努力做到“慎己、正品行、戒骄奢、勉节俭、亲职务、为人民之楷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和理解,则政令很难推行下去。然而,新政伊始,有些人却“华屋,锦服,美妾,谋财”,致使当初戊辰战争的义战成果不幸沦为营私之态,每当想到这一点,西乡隆盛便深觉无颜面对战争中牺牲的武士们,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在战后维新改革下,下级武士们却逐步失势,渐渐无以维生。为恢复武士们的社会地位,西乡隆盛提出“遣韩论”,试图发动对朝鲜的战争。然而这一主张,却与维新重臣大久保利通等人“一切应以内政为重”的主张相冲突,遭到否决。西乡隆盛愤而辞职,1874年(明治七年)回到萨摩。建立了「私学校」传扬士道(武士精神)。

戊辰战争后,“士族问题”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由于不满新政府的政策,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其中,西乡隆盛故乡的萨摩士族反抗意识最为强烈。终于,在明治十年(1877年),受西乡思想影响对新政府所行所为愤怒到极点的萨摩武士们,发起暴动、攻击鹿儿岛政府军火药库,公开宣言要打到日本新政府,掀起了西南战争。

起义爆发时,西乡隆盛并不知情,正在大隅半岛的山里牵着猎犬打猎。闻讯之后急忙赶回鹿儿岛,在训斥了学生们的鲁莽之后,慨然长叹,“既然众意已决,事已至此,我唯有以己命相奉”,决意与学生共生死。在明知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率众武士挥师北伐,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最后兵败,率众撤回鹿儿岛。身负重伤的西乡隆盛切腹自尽,由部下砍下头颅,一代伟人以悲剧收场。

西乡隆盛被称为是“日本最后的武士”,在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智勇双全、有情有义、舍己爱人最受日本人喜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完美的体现者。在稻盛和夫看来,西乡隆盛是一位能够让被自己打败的对手都敬仰崇拜、具有宽广度量的伟人。

稻盛和夫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对于西乡隆盛的敬仰和爱戴,“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致良知,就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寻求心中正道。西乡隆盛主张,学习阳明学应该“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

在稻盛和夫看来,西乡隆盛“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

西乡隆盛去世后,受到西乡隆盛思想熏陶的人们,将西乡隆盛的训诫编纂成册,留于后世,即《南洲翁遗训》,这本书是稻盛和夫案头常置的终身读本。稻盛和夫说:“我至今将《南洲翁遗训》置于案头,时时翻阅。每每能从中汲取生活道路上的珍贵启示。年纪愈长,经历愈多,从此书获取的教诲愈加铭刻于心。”

在京瓷刚创办不久,京瓷的天使投资者也即第一任社长宫木男有一次出差回来,给稻盛和夫买了一份礼物,正是别人临摹的西乡隆盛的书法作品“敬天爱人”,稻盛立即将之装裱起来挂在公司的接待室中,后来又将之确定为京瓷的社训,刻在公司总部大门口。

最能体现西乡隆盛思想精髓便是这四个字“敬天爱人”。《南洲翁遗训》中西乡隆盛指出“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始终也。克己之真义在‘毋意’、 ‘毋必’、 ‘毋故’、 ‘毋我’,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稻盛和夫对这段话心有戚戚焉。

稻盛和夫说:“敬天爱人:敬畏上天,关爱众人。这词句优美、动听,触动人心。所谓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间之正道——亦即天道,与人为善。换言之,就是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所谓爱人,就是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这成为稻盛和夫终身的思想原点。
 
大久保利通:理性行动力

鹿儿岛还诞生过一位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伟人——大久保利通。同为推动日本历史进步的功臣,然而,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在家乡鹿儿岛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据稻盛和夫回忆,在幼年时接受乡中教育过程中,完全不记得听到过任何与大久保利通有关的任何内容。稻盛和夫推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久保利通正是在西南战中使西乡隆盛落败的罪魁祸首,所以才在家乡不受欢迎,鹿儿岛人普遍认为大久保利通是一个冷酷的人。

大久保利通小西乡隆盛三岁,1830年出生于鹿儿岛城下高丽町,自幼习文擅武,勤奋刻苦,学业超群。年轻时他二人即为好友,曾同时师事吉田松阴门下学习阳明学。

在十七岁的时候,大久保利通便当上了萨摩藩的记录所书役。后因其父被流放,受到牵连,被免职。但生活的困苦并未令其沮丧,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其坚韧的性格和追求权势的野心。

他一面为生活奔波,一面组织展开勤王改革活动,经常在家召集西乡隆盛、吉井友实等同乡好友,讨论藩内外政治形势,直至深夜。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改革派组织“精忠组”,并受到萨摩藩主齐彬的器重。大久保利通成了改革派藩士的中坚人物。后来大久保利通不失时机投靠萨摩藩实权派人物久光,齐彬去世后,久光掌权,大久保得到重用掌握了萨摩藩政治实权,在政界崭露头角。

1863年因作为指挥官率令萨摩藩抗击英国侵略军而声名大振。提出“富国强兵”之策。3年后,大久保成为倒幕派领导人,致力武力倒幕运动。1868年 1月 3日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统治。14岁的明治天皇采纳了由大久保等制定的“王政复古”计划,颁布了包括“废除幕府”的“大号令”,宣布了新的官制,组织新政府。大久保成为新政府主要领导人,开始执掌明治政府实权,肩负起日本改革的重任。

1871年11月大久保为全权副使刷令大型使团考察欧美,在德国,大久保对德国首相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定回国按照德国模式经营国家。考察结束后,大久保坚定了改造日本的决心。他认为只有仿照西洋文明,殖产兴业,才能防止欧美列强入侵,安定日本政局,这是明治政府维新的唯一国策。

然而,在此期间,力主内政改革的大久保与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两位昔日好友发生了政见分歧,于是大久保和岩仓具视联合起来,施展政治手腕,击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将其逐出中央,史称“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从此以后,大久保利通开始主导政局。

大久保将与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有关的各部实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改组了政府行政组织,创建了十省中央机构,形成了以大久保领导的内务省为中心,同大隈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开始吸取外国先进文化,聘用外国科技人员,大力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山拓路。

为此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大久保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专制统治之路,对于保守派抵抗活动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反击,平息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反政府叛乱事件,其中包括有西乡隆盛参与的鹿儿岛武士叛乱。

大久保的高压政策,势必遭到士族痛恨,埋下了这位日本“铁血宰相”的死因。明治十一年(1878)5月14日清晨,大久保在乘马车去太政官(相当国务院)途中遇刺,受到六名征韩党士族武士的袭击,以身殉职,时年49岁。传闻,遇刺时大久保正在车内利用时间阅读公文,身重数刀之后,大久保还厉声呵斥刺客,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直至马车前行几步气绝身亡。

大久保去世后,日本为之举行了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国葬。之后,在伊藤博文等后继者们的努力下,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迅速使日本成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大久保利通跌宕起伏传奇的一生中,他本人政治上的天分及冷静、理性、善于把握时局的能力实在是超乎常人。

对于家乡诞生的这样一位缔造了日本近代富国强兵历史的“东方俾斯麦”,稻盛和夫的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将他和西乡隆盛放在一起依据情感好恶简单地比较,论断其二人谁对谁错。

稻盛和夫认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正是由于有像西乡隆盛这样具备杰出哲学理念、心怀大爱的领导者,才能够领导众人将明治维新政治革命引向成功。然而同时,西乡隆盛却又缺少足够的专门能力,以便在妥善协调各方利害关系,对新的国家体制逐一验证修改的同时,构建起庞大国家组织。而在建设一个新国家时候,领导者必须具备对各种政策方案进行检讨并立案的逻辑性,以及将各类方案付诸实施,适时调整的能力。稻盛和夫认为西乡隆盛激情理想有余,但在冷静策划并以此作出正确判断与合理行动方面的能力稍有所差,而大久保利通却恰恰长于此道。

在创办公司之前,稻盛和夫曾经为西乡隆盛的思想和人生态度所倾倒。但是当他自己创业亲自开始经营公司之后,才意识到企业经营仅靠西乡隆盛那样的人生态度是不足为续的。企业经营与国家运营本质上相同,不仅需要对未来的展望和理念,同样也必须具备正确合理的行动能力。稻盛和夫认为自己的性格在本质上与西乡隆盛是一样的,然而在实践中他意识到大久保利通身上所体现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的行动能力,不仅是自身不足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两方的能力对于经营者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样重要。如果经营者只注重合理性和逻辑性,那么同样难以获取人心,引领团队。

稻盛和夫的心得是,正是因为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存在,使冷酷与温柔、细心与大胆这两个极端同时融合为一体,明治维新才能够取得成功。从中稻盛和夫认识到: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具备各为极端的两种相反的思维理念,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同运用,那么这样的人格才能算是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格。

稻盛和夫自己的家乡鹿儿岛产生了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两位思维方式共和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位伟人,在倍感亲切的同时,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对于自己人生和事业许多至关重要的教诲。
 
石田梅岩:利他经营

对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造成直接影响和启发的还有一位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

石田梅岩生于1685年,卒于1744,活跃在江户中期,少年时曾经在一家服装店当过学徒,后来升职为掌柜,1729年四十四岁的时候,在京都开设了一家私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们传授“心学”和“经商之道”。

石田梅岩的心学被称为“石门心学”。 石门心学不同于中国的阳明心学,石门心学重视“知心”、“知性”,主张知行为一,提出“知性至行易”。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俭约。

石田梅岩的主要功绩之一,便是教给江户时代的商人,什么是从商的原理原则,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证了商人活动的普遍伦理性、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当时,追逐暴利、贪得无厌之辈层出不穷,在那种风气之中,石田梅岩在京都街上开起了私塾,召集商人的子弟,为他们讲解正确的商人之道。

梅岩所述“商人之道”关键是一个“道”字,此即“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梅岩指出赢利是商人的天职,商人也会从欲心出发赢利,这就需要“道”来约束,即“商人之道”。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而那种违背商人之道而贪图暴利的行为,就是“非”,就是“不义”,必须杜绝。

石田梅岩的这种主张,与其对“天下人心”的整体认识分不开,他认为:“士农工商,其道一也。”因此,商业利润的获取,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石田梅岩告诉商人们“做生意不是只要自己赚钱就好,必须对方获利,自己也获利。”商人要以自利利他的精神促进商业活动。“真正的生意,要考虑让对方得益,自己也得益。”

石田梅岩诸多思想中,必须正直行商的“商人之道”,和“谋人我两利”的“利他经营”原则,是稻盛和夫最为重视的,认为是揭示了商业行为“精髓”的重要思想。稻盛和夫很赞同“石门心学”,曾与日本哲学家梅原猛一起著书,呼吁在日本复兴“石门心学”。

石田梅岩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商业资本主义的勃兴期。稻盛和夫指出石田梅岩思想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可与马克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就事实而言,在日本历史上,石门心学的经济观、怀德堂的道德论以及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一起成为促进经济成长和近代化发展的思想动力。

石田梅岩去世后,“石门心学”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至今对于日本商业商业理念和经营行为都还有深刻的影响。

稻盛和夫在其《自传》中,也曾经相当明确地指出“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追求利益决不能违背道义。企业需要利润,但如果是靠坑蒙拐骗的不法手段获得利润,企业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我把企业应抱有的光明正大的经营态度,称为‘谋利有道’。同样,在使用利润的时候,也不能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应该把财富用于社会和世人,必须遵循正确的为人之道,也就是‘散财亦有道’”。

由此可见,“石门心学”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也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二宫尊德:至诚之心

稻盛和夫曾经用一个“人生和工作结果的方程式”来概括自己的思想:人生•工作结果=思维方式×能力×热情.

在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这三个变量中,稻盛和夫认为“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一点,“思维方式”可进一步拆解为“人格•理念”,其中至关重要的,稻盛和夫认为当属人格中的“诚实与勤勉”。在研读一本分析日本人性格的小书《代表性的日本人》的过程中,稻盛和夫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代表性的日本人》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宗教家内村鉴三写的一本旨在向西方各国介绍日本的英文著作,在书中内村鉴三选择了西乡隆盛、上杉鹰山、二宫尊德、中江藤树、日莲上人等五位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以他们的事迹向西方人宣扬日本人的美德。

其中,二宫尊德的事迹对稻盛和夫触动很大,使他进一步坚信了诚实与勤勉对于人生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意义。

二宫尊德在日本是一个多少有点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二宫尊德本名二宫金次郎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著名的农政学家、思想家和农村改革实践家。二宫尊德1787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抚养。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披星戴月地在田间劳作。夜里在油灯下读书,因为耗油,遭受伯父斥责,想学习却不能如愿。青年时期做过小田原藩家老服部的武士。从1822年起十五年间,为小田原藩主的分支宇津家复兴下野樱町领地,获得成功。

传说中二宫尊德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拼命工作,用一把锄头,一把铁锹,把荒地改造成良田,下野樱町领地复兴的成功使尊德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请他。于是二宫尊德穿梭各地振兴农村,在其指导和带领下,600多个贫困的村庄变成了五谷丰登的富乡。晚年时,二宫尊德为“幕府”起用,登上江户城楼时,他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之间透出的气质,与天生的贵族毫无二致。稻盛和夫认为“除了健壮的身体外,二宫尊德必定拥有美好的心性”。

二宫尊德倡导并终身实践“至诚、勤劳、分度、推让”为主旨的“报德仕法”,不仅使其成为使其近代农业改革的先驱,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资本主义产生很大影响,也使其本人成为近现代日本妇孺皆知的传统道德的楷模。至今日本国内有仍有许多供奉二宫尊徳的神社,日本在1946年-1951年间颁发1日元钞票正面图案头像就是二宫尊德。

二宫尊德身上体现出 “至诚与勤勉”的美好心性,令稻盛和夫心有戚戚焉。他在演讲和著作中多次提及二宫尊德,并援引《代表性的日本人》中对二宫尊德的评价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书中认为二宫尊德是一个“充满满腔热情,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倾尽全部身心,如不全身心投入便是罪过”的人。同时二宫尊德又是一位始终诚实不欺的赤诚之人,他毕生从不动摇的信仰就是诚实,心中没有任何世故和权谋,坚信自己的真心和诚意能够感动上天,精诚所至,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稻盛和夫回顾自己从一无所有创立京瓷到将之办成世界500强企业,他认为京瓷公司通过勤勉诚实的努力取得成功,这个过程与基于自身真诚,仅靠一把铁锹让贫困村落变为富裕村庄的二宫尊德有异曲同工之处,“看上去近乎愚钝的诚实与坚韧的努力,最终却成为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根基,京瓷本身的历史正是对这个道理作出的最佳证明”。

稻盛和夫和二宫尊德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在追求“至诚与勤勉”的美好心性上二人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年近8旬的稻盛和夫在其一生中不仅勤勉经营,而且博学强闻,不断探讨人生的本质和意义。就在1997年9月,事业如日中天之际,65岁的稻盛和夫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在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度过了一段禅修时间,后又重返世间,带发修行。

尽管在佛教中稻盛和夫寻找到人生的归宿,力求精神和人生的圆满,但其重要思想基础在65岁之前的人生和企业经营实践中已经基本确定了。除了佛教之外,对稻盛和夫影响至深,奠定其思想底色的,毫无疑问正是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稻盛和夫本人及其“经营哲学”也正是日本思想传统和现代商业世界融合交汇而成的有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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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自网络,作者信息不详。
原文引用内容除来自维基百科等互联网相关公开内容外均来自华文出版社 2011年1月出版的《稻盛和夫自传》东方出版社 2010 年 6月出版的《活法 IV》、东方出版社2010 年 3 月出版曹岫云著《稻盛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