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重庆国民政府旧址
 
陪都重庆
 
重庆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重庆为什么能成为战时陪都,是有意为之,还是天意使然?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致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然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蒋介石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莹山、歌乐山、铁山坪、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图:嘉陵江大桥
 
1876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即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离渝之际,他又作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禀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
 
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近代重庆、四川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赵世炎、杨闇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专制文化人)、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川军将领,阵亡或殉职抗战)。八年抗战,川、渝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牺牲、负伤、失踪七十余万,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将士居五分之一。
 

 
图:重庆大轰炸油画
 
如此富于爱国传统、民族气节和英雄本色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陷于私利、溺于安乐。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
 
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1898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沉痛陈辞: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
 
1912年,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这座六朝古都“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应在内地建立一个陆都。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介石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据汉口敌军事发言人之自供,三个月内敌机袭渝三十八次,现则已逾四十次,出动飞机三千三百架(累积计算),投掷炸弹二千五百吨。现在敌轰炸重庆,显然又入一新阶段,彼妄图对重庆作毁灭性之轰炸,昨前两日及夜间在血水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战史上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的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巴金、夏衍、柳亚子、张恨水、萧军、萧红、臧克家、艾青、赵丹、秦怡、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贺绿汀、马思聪、梁漱溟、宗伯华、陈寅恪、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胡适、顾颉刚、张伯苓、罗家伦、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马寅初、史良、吴大猷、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三百多万支,各种火炮八万多门,各式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三百七十多万个,各式掷弹筒七万多具,军用皮具十一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七十五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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