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企业碳交易专家李华林
 
碳交易真能掘金!
 
四川省某水电企业旗下4个电站,年发电总量17亿度。在取得正常的发电收益之外,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交易,获得额外收益共计1.15亿元。
武汉某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年发电量21.7亿度。在正常售电收入之外,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交易,获得额外收益2.58亿元。
江苏某光伏发电集团旗下34个太阳能电站,年发电总量18.8亿度。计划通过国内CCER机制参与碳交易,在正常售电收益外,每年预计获得至少2800万元的额外收入,并持续受益21年!
 
企业参与碳交易,真的可以赚很多额外收益?没错!碳交易,这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发展机遇。怎么理解、参与碳交易实践?我们邀请到和君集团合伙人李华林就此话题和大家做个详细解读。
 
问:李总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与企业战略升级。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气候变化的背景吗?
 
李华林:您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起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我们简称IPCC),1990年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第一份评估报告》,迄今为止已发布了五份报告。报告指出从工业时代开始,地球平均温度随着空气中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上升,从而给地球带来诸如冰盖融化、极端气候、动植物濒临灭绝、粮食减产等问题,并提出到21世纪末,需要将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控制在400ppm以内,才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将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注:人为排放温室气体主要有6类,分别是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
 
问:据了解,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尚在发展中,如不加限制,排放量也会持续上升,那么针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全球是否有达成共识呢?
 

 

李华林:有的。自1990年来,各国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就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展开了谈判,并主要两个形成具法律效应的文件,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190多个国家签署批准;另一个是《京都议定书》,有142个国家签署缔约。
《京东议定书》就规定,总排放量占全球55%的发达国家,需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减少5.2%,比如欧盟15国到2012年至少减少8%。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基本达到了。2012年后,我们称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眼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未得到良好控制,而全球性的统一减排目标和义务又还没出台,多国纷纷制定相关的自愿减排目标。根据最新消息,英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比1990年减排40%;美国《清洁能源法案》中规定,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问:中国现在还在发展当中,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什么走向呢?从您的专业角度分析,中国的目标能否实现?
 
李华林:分析发达国家排放情况,当人均GDP达到40000美元时,温室气体排放量才会趋于稳定,甚至下降,我们叫这个排放峰值。2013年国内人均GDP6764美元,如果按GDP年增长8%,人口增长0.5%保守估计的话,大概还要25年中国才能达到排放峰值,如果算上全球增长率,则要更长时间。
201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全球第一,中国官方公布是2012年。如果没有具体措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会不断走高。但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许诺下降的是单位GDP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不是排放总量,这等于给中国经济和企业一个缓冲期,当然不排除有负面影响。
如果按40-45%的碳强度下降率来看,到2020年,中国有大约70亿吨二氧化碳的减排空间,能不能实现,我们现在不敢断言,只是希望能出一份力,为企业和各级地区的节能减排工作做一点,再做一点。
(注: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排放量趋于稳定并不再增加时,这个排放量叫排放峰值。)
 
问:目前联合国气候大会对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为什么中国还要许下那么高的减排目标呢?
 
李华林:嗯,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直接原因当然是气候变化的压力,这不单只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根据统计,因为气候变化全球每年损失GDP的1.6%,到2030年,将可能达到3.2%;每年夺去40万人的生命,最近中国发生的大面积雾霾、美国遭遇的极寒与暴风雪、澳洲极热导致死亡和森林大火等,都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和间接关系。中国作为第一排放国,压力非常大。
第二,如果深入挖掘,我们会发现,解决气候变化也是解决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源短缺、能源结构和环境污染的间接措施,这个间接作用不可小觑。这些问题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但是多年来都没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和方式,现在温室气体减排和碳交易市场机制把上述各个问题都有效地联动起来了。
 
问:为了实施这个减排目标,政府对应的措施是什么?
 
李华林: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这个方案中不仅详细陈述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同时也把“十二五”末期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下降17%的目标分解到每个省市,比如北京是18%,上海19%,广东最高19.5%,最终这些指标必然通过各种政策,分配到企业。具体措施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综合措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推进节能降耗、发展低碳能源、增加碳汇、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和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等六项,针对不同项目,有多项国家鼓励政策,如合同能源管理奖励资金、节能技改奖励资金、环保产品鼓励资金等。
第二个是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如低碳省区和低碳试点,现在两批共42个省市,还有低碳产业试验园区试点,低碳社区等。
第三个是建立碳排放交易试点,这也是目前最被看好的一个措施,意在利用政府强制配额控排和市场手段进行温室气体减排。
 
问: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阶段,面对这些分解下来的目标,从企业角度来说,您认为其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措施?
 
李华林:前段时间学习解浩然博士在和君企业总裁班的演讲《企业文化与企业长青》,听到“顺应天道,得合人心”时非常有感触,我想也可以拿来用在企业对待节能减排的态度上。在这里“顺应天道”除了“顺应”之外,还有一层“趁势而为”的意思。
建国70年,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国家经济、环境和社会沉淀的问题逐渐暴露,这也是为什么在“十二五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结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恰逢这时,也是企业面临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时期,所以我想这对企业是个机遇。
首先,在企业生产运营方面,尤其是传统生产制造业企业,需要撰写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全面掌握和管理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为企业进一步升级做准备;
第二,识别节能减排空间和制定节能减排措施,节能增效,实现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和升级,降低能耗成本,实现产品或服务绿色化;
第三,从国外气候变化基金和政府部门等公共单位获得资助、补贴、奖励资金等,还可从节能减排基金、节能公司和银行等多渠道进行融资,减少企业投资风险,加快企业资金流转;
第四,开发和组合管理碳资产,主要是碳配额和CCER,实现企业节能减排额外收益。
如此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企业可以说是提高了碳生产率,既达到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借力减少自身资金投入,同时通过碳资产开发和交易增加了收益,提高品牌效应,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直接表现。所以说这是“趁势而为,得合人心”,我想这也是实现企业长青的基本要素之一,何乐而不为?
 
问:作为咨询公司,我们又如何给企业助力呢?
 
李华林:你终于问这个问题了,哈哈。如果说资本市场企业有选择是否参与的自由,但是,碳市场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要你排放够数了,必须参与,有强制性。企业在未来势必要追求碳生产率的提高,即在低排放情景下也能实现高增长。因此从企业战略层面再也不能不考虑能源战略与碳战略。
和君就在这一块满足企业对智力方面的需求,具体讲就是帮助企业制定实施碳战略,包括低碳转型设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盘查及未来排放情景预测、企业能源管理优化、产品或服务碳标识、企业碳资产(CCER)的识别与开发、以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交易的能力培训等等。帮助企业实现“清晰的温室气体排放路径以及明确的管控目标、合理的能源结构与较高的能源效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循环利用高效、废污处理科学、碳资产有效配置、碳生产率提高”的目标。
 
问:李总你们团队除了节能减排、碳资产开发管理和碳交易咨询之外,我知道还做二氧化硫、COD等污染排放权方面的咨询。我也了解到,之前在环保领域对于二氧化硫、COD等污染物也曾经有过许可权交易,国家也一直鼓励,为什么就没有像碳交易市场那样发展起来呢?
 
李华林:对,二氧化硫、COD等污染排放权也是企业排放权的一部分,是企业实施碳战略的有机构成。至于排污权交易没有像碳交易那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首先目前来看,二氧化碳、COD等于的环境污染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区域性,主要是各个国家自己在做,做得比较好的是美国,也是这种污染许可权的策源地,而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变化则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引起重视远远超过这些污染物。
第二个,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全球的实践虽然时间短,但是由联合国主导,近200个国家加入谈判,短时间内各方精力和金钱等投入较大,机制和措施较为成熟,对各国节能减排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易于实施、执行和监督。
第三个,根据国外强制性节能减排的经验,相对于二氧化硫和COD等污染的减排,温室气体具有非常灵活和多样的减排机制和方法。只要观念上转变过来,有深入了解后,国家和企业更容易接受。
第四个,就是上面提到的“顺势而为”,它出现在国家和企业需要的时候,同时也能够联动其它环境问题的解决。
 
问: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内碳交易市场的运作原理和目前运行情况吗?
 
李华林:碳交易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政府强制性总量控制下的市场交易体系,首先企业给控排企业免费或有偿发放排放配额,每次结算上年排放量的时候,如果其配额不够或者富余,都可以与其他控排企业进行交易。另外,为了降低控排企业的减排成本,还纳入了抵消机制,可以通过购买核准减排量(即CCER),以抵消控排企业的超额排放。CCER主要来自于非控排企业,那些企业通过节能减排,或者使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措施,而实现了温室气体减排。
根据国家碳路线图,2013年到2015年是碳交易市场试点期,2015年后,国家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到2020年,全国碳市场要统一,七年时间完成碳市场的试点、扩大期和统一期,不同时期国家对企业控排力度不断加大,纳入省市和企业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就在2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范围内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1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000吨标准煤的主体,需每年上报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粗略估计,按此门槛,全国纳入报告企业总数约在两万家以上。这就是为统一全国碳市场所做的基础工作之一。
目前国内有7个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其中5个已经在去年启动了,分别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也会在今年上线,首批纳入的企业和建筑物数量将近3000家,涉及碳排放配额大概10.3亿吨。其中广东省配额量最大3.88亿吨,居全球排放交易总量第二。
碳价方面,每个交易试点差异较大。深圳碳市场13年6月18日上线的,碳价经过最高价格至139元后,现在固定在75-80元左右。上海市价格很有意思,上线运行至今3个月,近两个月开始从33左右一路上扬至37,有些交易日会出现交易量暴涨的现象,也是在2月下旬,碳交易连续两周持续放量,价格飙升到45元;天津碳价最近也有大幅上涨,30左右;北京一直稳定在51元左右。广东省碳交易所除了上线两天有交易外,开始进入“空窗期”。
可以看到各个碳交易所在价格上会有20元左右的差异,同时在具体机制上也各有特色。我们分析,国家发改委是有意为之,希望通过每个试点的差异化,来确定哪种机制更为合理,为全国统一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