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或许有点像大后方的后花园,外省作家所叙述的成都时光总有点像一次休闲度假或精神返乡。成都的景观、氛围引起了他们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取向来想象成都,从中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以此寄托自己对沦陷故地的乡愁。成都所具有的“旧中国都市的风度”,以及熟悉的乡土味和民族性,让外省作家感到身心调适,战时语境强化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借此得到合理的释放。

文/李永东

抗战之前,成都对于外省人来说,是遥远的、陌生的,或许只是一座由古典诗文构筑的纸上城市。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撤退到大后方,成都亦为他们寓居和游历的一个重要城市,川籍作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何其芳、陈翔鹤、周文、罗淑、罗念生等,外省作家茅盾、叶圣陶、何满子、老舍、张恨水、朱自清、陈白尘、卞之琳、任钧、臧克家、萧军、熊佛西、碧野、李广田、宋之的、朱光潜等,都寓居或游历过成都。

抗战时期热衷于书写成都故事的川籍作家是李劼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巴金语)。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以辛亥革命前夕的成都为背景,对成都各阶层状况、市井风情和城市景观有着细腻逼真的描画,被郭沫若称为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李劼人的成都书写在川籍作家中有一枝独秀之感。总的来说,抗战时期川籍作家的成都书写并不热闹,没有集体构建出成都形象的话语体系。与此相对照,抗战时期外省作家对成都颇为青睐,声气相通地以深情的笔调铺述成都形象,成都经历甚至让他们在很长的岁月里难以释怀。叶圣陶1961年曾吟道:“慈竹垂稍见异裁,护溪桤木两行载。成都郊景常萦想,第二故乡今再来。”把成都当做“第二故乡”,其钟爱之情由此可见。

一、外省作家成都书写的审美样态

成都闲散慵懒的城市氛围、树木掩映花卉点缀的街景、辞章文物鼎盛的历史景观,容易触发外省作家的情致,激起品味成都的诗意情怀,朱自清写成都的散文就取名为《成都诗》,黄裳则写下了《成都散记》。书写成都的外省作家,如张恨水、老舍、茅盾、黄裳、 易君左等,都属于成都的过客,只是在成都逗留几日或短期观光。旅游观光者的匆匆一瞥,多数属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印象记”。老舍《在成都》(1939)、易君左《锦城七日记》(1939)、张恨水《蓉行杂感》(1943)、黄裳《成都散记》(1945)记录的都是初次游历成都的观感。

初到成都的短暂观光,使得外省作家对成都的书写采取特别的方式:凭直觉印象来概括成都的城市特性,成都形象呈现为一系列城市景观的描写。张恨水《蓉行杂感》系列散文的开篇《北平情调》以“成都是小北平”为成都定影,接下来的各篇由一处处的景观生发出来:《驻防旗人之功》的相关文字围绕成都的皇城铺述开来,《桐花凤》是看到李冰祠前的桐花和桐花凤引发的文字,《武侯祠夺了昭烈庙》涉及著名景观武侯祠,……。老舍的《在成都》、易君左的《锦城七日记》和黄裳的《成都散记》都是先给成都的城市个性定调,再转入具体城市景观的描写。《在成都》采取列举的方式,《锦城七日记》和《成都散记》则沿着进入成都、游历成都的足迹,移步换形进行介绍。外省作家笔下的成都形象,往往由悠闲安逸的生活、花木扶疏的街景和名胜小吃戏曲所构成。

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存在明显的空间化特性,尤其是在《锦城七日记》(易君左)、《蓉行杂感》(张恨水)、《蓉灌记行》(冯玉祥)等系列游记散文中,成都形象表现为一处处城市文化空间,街道、小院、茶馆、望江楼、华西坝、武侯祠、草堂寺、青羊宫、少城公园,既是成都的标签式文化空间,也是作家常常涉足的空间。现代作家初到上海,往往为其新奇怪异的都市景观所震撼,初到成都的作家,则更多的被成都悠闲古典的城市氛围所感染。外省作家注意的不是春熙路上的现代建筑,他们来到成都也不是直奔电影院、弹子房这些现代娱乐空间,而是被茶馆的悠闲时光、街上的从容身影、竹木掩映的庭院风光、种类繁多的小吃、激越悲凉的川剧所打动。他们进入这个城市,体验各种名胜空间的气氛,沉浸在这个城市的黄昏田园情调中,唤起怀旧的情怀,在这个大后方的城市中享受宁静祥和的快乐。

在外省作家笔下,成都形象带有古典的阴柔气质。“如果一定要给城市划分性别,成都无疑是趋于女性的城市:线条柔和的地形物貌、潮湿温润的空气、花间林下的雍容气度……总之,是偏向阴柔的。”外省作家乐意选择阴柔、静穆、低沉的意象来摹写成都。“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这是易君左对成都的歌咏,细雨、微尘、落花、古木、栖鸦这些意象,构成了田园乡野式的闲适落寞意境。黄裳的《成都散记》对成都的最初记忆来自于杜甫诗歌的“衰飒的气氛”和李商隐“美酒成都堪送老”的人生况味。在他的笔下,走进成都的街道,仿佛“走进晚唐的诗境”,街上飘荡的悠扬弦管,营造出“桃花扇”时代的生活情调,油灯昏黄光晕下卖甜食的老人仿佛一幅宋代“货郎图”。日本人朱添进一郎1876年7月长途旅行抵达成都,写有一首《成都雨夜》,荡漾的是宋词的婉约格调:“帘冷香消梦后情,锦城歌管夜三更。伤心奈此天涯客,独对残灯听雨声”。老舍《在成都》一文,把对成都的印象概括为“街平、房老、人从容”,古典城市的氛围呼之欲出。

二、成都形象:北平情调与江南风味的重温

外省作家在“中国第四大城”的成都感到安适,与成都的际遇有一见如故之感。这是因为,成都兼有北平的情调和江南的风味。喜欢北平的作家乐于在成都形象中发掘北平的情调,喜欢江南的乐于在成都形象中品味江南的风情。当一个城市能够唤起作家的回忆,感觉仿佛置身熟悉的城市语境时,便会凭空增加一份亲切,体会到心理上的安适。

人与城存在某种一致性。例如,对北平一往情深的作家,在审美趣味上大抵属于京派或接近京派一路,传统文人气息较浓,儒雅而重气节。而“成都这城市,有一点京派的风味。”因此,抗战期间寓居或游历成都,乐于为成都描形绘影的外省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张恨水、朱自清等,他们的生活艺术旨趣也接近京派,他们性格温和,懂得自尊自爱,与成都性格大致吻合。他们被成都吸引、触发,以充满灵性和温情的文字来书写成都。

易君左对成都的北平情调风味做了具体描画:“那一带矮小朴实的房子,灰哺哺的屋瓦,马路两旁的树木,伸头出墙探望的几点红梅,黑漆的门配着一对绿瓷狮子,长行列的骆驼队,光头红袍的喇嘛,一片黄袍的道士们,小型招牌的正楷字……都绝似‘北平’”。对于“成都的北平味”,外省作家喜欢用“听说”和“确实”这两个词来提起和确认,表明“成都像北平”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清代成都的大城中筑有一座少城, 俗称皇城,驻扎着满族旗人,旗人的文化性格无疑会影响到成都风气的形成。在日本人中野孤山看来,清末成都皇城的满族女子“身穿长袖衣服,走起路来抬头挺胸,脚尖朝外,步履缓慢,显出一副悠闲自得、逍遥自在的样子”。旗人的“悠闲自得”多少会影响成都性格的形成。同时,天府之国优越的生存环境、五方杂处的市民构成和自由松散的人际关系,也使得成都的文化个性趋近北平。

现代作家迷恋北平的乡土气息和自然属性,他们醉心于北平的,是它城市中的乡村味,乡土中的城市味,“没有古刹的幽沈,租界的喧闹”。林语堂对北平魅力的解读颇有见地:北平宁静古朴,“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其乡村生活的协调。” “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其乡村生活的协调”,恰恰就是北平和成都共有的城市魅力。平静的街道,低矮的房屋,宽阔的马路,花木掩映的独门小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店铺,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花样繁多、价格低廉而精美的饮食,文雅富有情趣的市民,让成都协调了乡村与城市的生活,并趋近北平的氛围。

因此,成都满足了外省作家怀旧的需要。“怀旧是一种缺席,它所缺乏的正是以其最纯粹形式呈现的记忆。”成都类似于北平的城市氛围,把怀旧的思绪引向了对成都的体味,怀旧让作家专情描摹成都的“北平”情调。

老舍、朱自清、张恨水很在意成都的北平氛围。而叶圣陶、黄裳、何满子等外省作家,没有长期在北平寓居过,其工作和求学经历与上海、江南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成都书写,则更在意成都的江南情调。

黄裳《成都散记》一文对成都的书写,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江南情调,成都的形象阴柔迷离,风流闲散,具有六朝金粉的气象。文章由晚年杜甫的遭遇和李商隐吟咏成都的颓废诗歌说起,把成都的形象首先就置于“衰飒的气氛”和歌舞升平的颓废情绪中。接下来,文章以低回唯美的笔调,描写了成都的夜景。作者不经意地把眼前的成都与艺术化的江南古典情调相比附:进入成都,远远就望见“隐在灯雾里的迷离的城市”,仿佛“走进晚唐的诗境里来了”。走在街上,“听着悠扬的弦管”,想象成都风雅的人们“在过着‘燕子笺’‘桃花扇’时代的那种生活”。街上灯光渐隐,只剩下一副卖甜食的担子的昏暗的灯光在闪烁,让人想起宋代的“货郎图”,平安和谐。夜半一个女人的歌声传来,“激越凄凉”。这些描写,以颓靡的古典艺术情境来想象成都,传达出类似江南的诗意、堕落与忧郁的情绪。叶圣陶《谈成都的树木》则包含着作者潜着的江南视野,文章以江南园林的美学风格来评论成都的树木,认为成都各家院子里的树木过于繁密,“如果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下,在澄澈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成都的北平情调和江南风味在易君左的笔下得到了弥合。易君左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读过几年书,1936年又担任过江苏文艺协会的主席。他对北平和江南都有深切的体悟,故能独具慧眼地发现:成都“不独像‘北平’,而且像‘江南’。” “成都的伟大即在能兼刚柔的美,兼有‘北平’与‘江南’之长。他好像戏剧中的皮黄。秦腔激昂悲歌而失之过刚,昆腔细微妩媚而失之过柔,惟皮黄得其中正,故能普遍。”易君左从城市风格的刚柔看出成都兼有北平与江南的特性。也就是说,成都是南北城市风格的混融体。

三、成都形象:“民族形式”的大都会和民族意识的抒发

外省作家对成都形象的塑造,除了乐于揣摩其中的北平情调和江南风味,借他乡之景重温故地的记忆,缓解困守大后方的家园之思,此外,成都的风景人物还承载着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在抗战语境下,知识分子无论来自民族风味浓郁的北平,还是来自摩登西化的上海,到了大后方,因故土沦陷而生的彷徨失意,都急需重寻民族感和乡土感来缓解,因此,他们都愿意感受、揣摩、沉浸于中国味十足的城市氛围中。成都既是家园感的替代品,又是民族感的寄托空间。对沦陷的北平和失去的江南抱有深情的知识分子,都能在成都形象中找到替代性的场景氛围所带来的情感慰藉。民族危难时刻,必然愈加珍惜民族性的文化风貌。与成都相比,陪都重庆像上海,故作家们难得有情感的认同,而成都“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国城市,它所受到资本主义渲染的色彩很少”。故作家们纷纷表达了对它的钟爱。易君左因成都兼有北平与江南的特性,初到成都,就热忱“祝福这一座理想中的伟大而美丽的城池,把中华民族的固有德性,从万方烽火中四周山色里发挥光大出来了。”成都浓郁的民族特性,使得外省作家更爱这座城市。

“‘民族形式’的大都会”,是茅盾在《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1941)一文中对成都的诠释。成都作为“民族形式”的大都会,与大后方的各省会相比,成都的街道还保存着“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各方面是更其“中国的”,“五千年的文物之精美”,在这里还“具体而微地保存着一些”,出产的卷烟是“中国的”,饮食具有顽强的地方特色。如果在二、三十年代提倡“民族形式”,无疑带有保守色彩,但在战时大后方写作此文,则附加了理直气壮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借成都书写集中表达民族性观念的散文,当属老舍的《可爱的成都》(1942)。老舍把成都的可爱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我是北平人,而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二、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三、我爱成都,因为它有手有口。”这三个方面实际上都是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表达。第一点自不必多说,故土与民族在战时本来就变得存亡相系。与战乱中劫难余生的朋友他乡相逢,彼此升腾出强烈的民族同胞共患难之感。旧日朋友能在成都重逢,“是何等的快乐呢!衣物,器具,书籍,丢失了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有命,还能各守岗位的去忍苦抗敌,这就值得共进一杯酒了!”叶圣陶、陈翔鹤等老友都消瘦了,却也是“为抗战而受苦,为了气节而不肯折腰”]的明证。成都“有手”是指成都人擅长民族工艺,“有口”是指成都精湛的地方戏剧音乐,“有手有口”同样指向民族性的表达。老舍之所以觉得民族工艺重要,是因为“假若我们今天还能制造一些美好的物件,便是表示了我们民族的爱美性与创造力仍然存在”,北平有许多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但北平沦陷了,而“成都还存着我们民族的巧手”。复杂而细腻的川剧表演、贾树三的竹琴弹奏,都让老舍赞叹不已。老舍“爱成都”,因为成都的手和口,都是“民族的东西”。老舍借对成都地方文化的评析,表达了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珍惜之情,也呼吁保留弘扬民族的特性。

四、结语

成都或许有点像大后方的后花园,外省作家所叙述的成都时光总有点像一次休闲度假或精神返乡。成都的景观、氛围引起了他们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取向来想象成都,从中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以此寄托自己对沦陷故地的乡愁。成都所具有的“旧中国都市的风度”,以及熟悉的乡土味和民族性,让外省作家感到身心调适,战时语境强化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借此得到合理的释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生活情趣上原本倾向乡土,成都则为外省作家提供了陶情山水、饮酒赏花的闲散时光,置身静穆、舒缓的成都街市之中,心态自然平和松弛,文字构设出来的成都形象便多了些诗意和温情,连鼓舞抗战的作品也富有生活情趣,打上了明朗乐观的色彩。外省作家也对成都的闲适从容与战时中国的不协调有所微词,但语气类似于老朋友间的规劝,并不激烈,因为闲适从容本来就属于成都的动人之处。黄裳五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对成都公交车司机的悠然闲散有着精妙的描绘,笔者忍不着录下作为本文的收结:

他们是那么稳重地开着车子,离开站头还有三四个街口就嗒的一声把油门关掉了。这时他手里握着方向盘,悠然地使车子在马路上荡,就像在太湖里飘摇的一叶扁舟,荡,荡……一直等车子的惯性完全消失以后就正好停在第二个站口上。

作者:西南大学文学院李永东,载《天府新论》2011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