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鹏举

张大千那回与江紫宸比诗,输掉了祖上旧藏王羲之的《曹娥碑》。十年后,母亲病重,对大千说想看一看《曹娥碑》,大千推说放在苏州了。老母亲要他去苏州拿来。《曹娥碑》已被江氏卖掉,大千回到苏州,度日如年。恰巧叶恭绰来访,知道了大千的心事,大笑,说《曹娥碑》正在他的手里。大千诺以重金买回,或借来给母亲观后奉还,岂料,叶恭绰说,这原是张家祖上旧藏,太夫人又在病中,愿以原物归还,不取分文。张大千事后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

潘达于十九岁丧夫,家中只剩祖父、祖母和她三人。然而就是这个弱女子,兵荒马乱之中,经历日寇七番洗劫,保住家藏西周的克盂二鼎。潘达于说,当年她只是记得祖父说,克鼎是祖上潘祖荫得自天津柯氏,盂鼎原是左宗棠所赠,是为了报答潘祖荫当年营救之恩。她说,这两件宝物外国人也知道在我家,曾提出用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交换二鼎,因此她更加感觉到了二鼎的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二鼎由潘达于捐献给了国家。

现在大家都在说收藏家,谁算得上收藏家呢?我看叶恭绰、潘达于便是。

新闸路上原有一座小校经阁,主人是刘晦之。他是个读书人,当年郭沫若东渡日本,生活困窘,学问更是做不成。刘晦之把自己历年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二十册,托人亲手交给了郭沫若,之后便有了郭沫若的在甲骨文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殷契萃编》。在该书的序中,郭写道,“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名,自无待论。”

陈梦家二十岁那年,编了著名的《新月诗选》,之后又成考古学家,尤其为人熟知的是他对明代家具的赏藏。一九八五年,王世襄著录了他著名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其中三十八幅彩版,拍摄的便是陈梦家的旧藏。在一团浮雕牡丹纹,宛若明初剔红风格的扉页上,温暖地印有“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十一个字。从遗像上看,陈梦家有着出众的儒雅,也一定有着出众的敏感。他的妻子赵萝蕤,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的译者,她曾对客人指着自己的座椅说:“这是明代家具的祖宗元代家具,是梦家生前一直坐的。”

现在大家都在说收藏家,谁算得上收藏家呢?请看刘晦之、陈梦家。

潘达于捐献了克盂二鼎,她还把献鼎后政府发给的两千元还给了政府,作为捐献,支持抗美援朝。她是名门闺秀,那时已过中年,还参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的技术,自食其力。苏州过云楼主人顾榴,老了,呆呆的目光,已记不起当年捐献文物的事了。陈梦家早早去了,他的妻子把他家的旧藏,都给了国家。刘晦之呢,当他把所有的藏品捐献给国家之后,也终老在永康里的寓所里,像平民百姓一样,入土为安了。

郑重先生新著《海上收藏世家》,十分详尽又不胜感慨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上海收藏家的起承转合。一路读去,想起的是麦积山壁画雕塑作品里的供养人。那些供养人的相貌,看来是供养人的原型。他们谦恭甚至卑微地出现在最不显眼的地方,惴惴不安而堂堂正正。我想收藏家不正是这样的供养人吗?叶恭绰、潘达于的道义,刘晦之、陈梦家的学养,更为难能的是他们的人生和整个生命都已充满供养人的快乐。收藏不正是为着一种付出吗?老年的潘达于,笑得爽爽朗朗,顾榴又何必一定要记着捐献那回事呢,还有赵萝蕤,她和陈梦家毕生用过了中国最好的家具,已经诗意地活过了一生。刘晦之呢,读了一辈子的书,守护了一辈子的文物,早就心满意足。
  
 
陈鹏举,1951年生于上海。本文节选自其作品集《文博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