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北京呆久了,总觉得这里天气不好、交通不好、居住不好,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但是,不管你觉得好不好,北京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心去体会、去回味她的魅力罢了。 

萧乾这篇文章,就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北京城。冰心读了,曾经高兴地写到: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文/萧乾

 

    

一、市与城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
  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儿说起吧。
  “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可在我心眼儿里,那是个行政划分,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哪。一听“市”字,我就想到什么局呀处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呀地坛呀,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什么的。所以还是用“城”字儿更对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儿胡同生人,东直门一带长大的。头18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就没出过这城圈儿。如今奔76啦,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家伙儿现下瞧得见,还用得着我来唠叨!我专门说说北京“城”吧。
  谈起老北京来,我心里未免有点儿嘀咕!说它坏,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说它好,会不会又有人出来挑剔?其实,该好就是好,该坏就是坏。用不着多操那份儿心。反正好的也说不坏,坏的说成好,也白搭。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况且时代朝前跑啦。从前用手摇的,后来改用马达了——现在都使上电子计算机啦。这么一来,大家伙儿自然就不像从前那么闲在了。所以有些事儿就得简单点儿。就说规矩礼数吧,从前讲究磕头,请安,作揖。那多耽误时候!如今点个头算啦。我赞成简单点。您瞧,我这人不算老古板吧!
  可凡事都别做过了头。就拿“文明语言”来说吧。本来世界上哪国也比不上咱北京人讲话文明。往日谁给帮点儿忙,得说声“劳驾”;送点儿礼,得说“费心”;向人打听个道儿,先说“借光”;叫人花了钱,说声“破费”。光这一个“谢”字儿,就有多么丰富、讲究。
  现在倒好,什么都当“修”给反掉啦,闹得如今北京人连声“谢谢”也不会说了,还得政府成天在电匣子里教,您说有多臊人呀!那简直就像少林寺的大和尚连柔软体操也练不利落了。
  您说怎么不叫我这老北京伤心掉泪儿!
   

二、京白
  五十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儿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啦。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得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儿。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
  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
  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瞅见怀里抱着的,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哪。稍微大点儿,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啦?”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  

  北京话里,三十“来”岁跟三十“几”岁可不是一码事。三十“来”岁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几”岁就是三十出头了。就是夸起什么来,也有分寸。起码有三档。“挺”好和“顶”好发音近似,其实还差着一档。“挺”相当于文言的“颇”。褒语最低的一档是“不赖”,就是现在常说的“还可以”。代名词“我们”和“咱们”在用法上也有讲究。“咱们”一般包括对方;“我们”有时候不包括。“你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北京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常听人抱怨如今的售货员说话生硬——可那总比带理不理强哪。从前,你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柜台里头的就会跑过来问:“您来点儿什么?”“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买,就打消顾虑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
  委婉还表现在使用导语上。现在讲究直来直去,倒是省力气,有好处。可有时候猛孤丁来一句,会吓人一跳。导语就是在说正话之前,先来上半句话打个招呼。比方说,知道你想见一个人,可他走啦。开头先说,“您猜怎么着——”要是由闲话转人正题,先说声:“喂,说正格的——”就是希望你严肃对待他底下这段话。
  委婉还表现在口气和角度上。现在骑车的要行人让路,不是按铃,就是硬闯,最客气的才说声“靠边儿”。我年轻时,最起码也得说声“借光”。会说话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溅身泥”。这就替行人着想了,怕脏了您的衣服。这种对行人的体贴往往比光喊一声“借光”来得有效。
  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字除了静的形态(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已故文学翻译家傅雷是语言大师。五十年代我经手过他的稿子,译文既严谨又流畅,连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周详的仔细斟酌,真是无懈可击。然而他有个特点;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欢用京白译书。有人说他的稿子不许人动一个字。我就在稿中“儿”字的用法上提过些意见,他都十分虚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语里冠词的用法,这“儿”字也有点儿捉摸不定。大体二说,“儿”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带有爱昵之意。小孩加“儿”字,大人后头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个佯装成人老气横秋的后生,说:“喝,你成了个小大人儿啦。”反之,一切庞然大物都加不得“儿”字,比如学校,工厂,鼓楼或衙门。马路不加,可“走小道儿”、“转个弯儿”就加了。当然,小时候也听人管太阳叫过“老爷儿”。那是表示亲热,把它人格化了。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身体好啊”亲切委婉多了。
  京白并不都娓娓动听。北京人要骂起街来,也真不含糊。我小时,学校每年办冬赈之前,先派学生去左近一带贫民家里调查,然后,按贫穷程度发给不同级别的领物证。有一回我参加了调查工作,刚一进胡同,就看见显然在那巡风的小孩跑回家报告了。我们走进那家一看,哎呀,大冬天的,连床被子也没有,几口人全蜷缩在炕角上。当然该给甲级喽。临出门,我多了个心眼儿,朝院里的茅厕探了探头。嗬,两把椅子上是高高一叠新棉被。于是,我们就要女主人交出那甲级证。她先是甜言蜜语地苦苦哀求。后来看出不灵了,系了红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横堵在门槛上,足足骂了我们一刻钟,而且一个字儿也不重,从三姑六婆一直骂到了动植物。
  《日出》写妓院的第三幕里,有个家伙骂了一句“我教你养孩子没屁股眼儿”,咒的有多狠!
  可北京更讲究损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挨声骂,当时不好受。可要挨句损,能叫你恶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后骑车走过东交民巷,因为路面滑,车一歪,差点儿把旁边一位骑车的仁兄碰倒。他斜着瞅了我一眼说:“嗨,别在这儿练车呀!”一句话就从根本上把我骑车的资格给否定了。还有一回因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给了我一句:“干吗?奔丧哪!”带出了恶毒的诅咒。买东西嫌价钱高,问少点儿成不成,卖主朝你白白眼说:“你留着花吧。”听了有多窝心!
   

三、吆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剃头的”)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吡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拔啷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最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响为主题的交响诗,很有味道。
  囿于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听过相声《卖布头》或《改行》的,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能随机应变。
  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
  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儿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徕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样地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讲究皮要薄,馅儿要大。
  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就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
  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有唱话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
  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钹的盲人,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还有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爷——太(哎)太”,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儿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儿(未成形的幼蛙)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芦儿——刚蘸得”就出场了。那时,北京比现下冷多了。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就非买上一块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
  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得变着法儿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秫秸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艺儿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厢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卖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喂,炸豆腐哟”。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儿的白薯”或“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冰塔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荸荠还是山药豆的)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山楂)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挂啦”。其实,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紫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荞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耶”。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铜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

 

七、布局和街名
  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见过。因为住惯了这样布局齐整得几乎像棋盘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转向。瞧,这儿以紫禁城(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西便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坛。街道则东单西单、南北池子。全城街道就没几条斜的,所以少数几条全叫出名来了:樱桃斜街,李铁拐斜街,鼓楼旁边儿有个烟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挨着个儿编号:头条二条一直到十二条。可又不像纽约那样,上百条地傻编,北京编到十二条,觉得差不离儿,就不往下编了,给它叫起名字来。什么香饵胡同呀,石雀胡同呀,都起得十分别致。  

  当然,外省也有好听的地名。像上海二马路那个卖烧饼油条的“耳朵眼儿”,伦敦古城至今还有条挺窄又不长的“针线胡同”。可这样有趣儿的街名都只是一个半个的。北京城到处都是这样形象化的地名儿,特别是按地形取的,什么九道湾呀,竹竿巷呀,月牙、扁担呀。比方说,东单有条胡同,头儿上稍微弯了点儿,就叫羊尾巴胡同。多么生动,富于想象啊!  

  我顺小儿喜欢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越琢磨越觉得当初这座城市的设计者真了不起。不但全局布置得匀称,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城内设计也十分周密,井井有条。瞧,东四有个猪市,西四就来个羊市。南城有花市、蒜市,北城就有灯市和鸽子市。看来那时候北京城的商业网点很有点儿像个大百货公司,各有分工。紧挨着羊市大街就是羊肉胡同。是一条生产线呀,这边儿宰了那边儿卖,多合理!我上中学时候,猪市大街夜里还真的宰猪。我被侦缉队抓去在报房胡同蹲拘留所的时候,就通宵通宵地听过猪嗞嗞儿叫。
  因为是京城,不少胡同当时都是衙门所在地,文的像太仆寺,武的像火药局、兵马司。还有管考举人的贡院、练兵的校场;还有掌管谷粮的海运仓和禄米仓。我眼下住的地方就离从前的“刑部街”不远。多少仁人志士大概就在那儿给判去流放或者判处死刑的。
  有些胡同以寺庙为名,像白衣庵、老君堂、观音寺、舍饭寺。其中,有些庙至今仍在,像白塔寺和柏林寺。
  有些胡同名儿还表现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像霞公府、恭王府,大概就住过皇亲国戚;王大人、马大人必然是些大官儿;然后才轮到一些大户人家,像史家呀魏家呀。
  那时候,北京城里必然有不少作坊,手艺人相当集中。工人不像现在,家住三里河,上班可能在通州!那时候都住在附近,象方砖厂、盔甲厂、铁匠营。作坊之外,还有规模更大、工艺更高的厂子:琉璃厂必然曾制造过大量的各色琉璃瓦,鼓楼旁边的“铸钟厂”一定是那时候的“首钢”,外加工艺美术。
  有些很平常的地名儿,来历并不平常,拿府右街的达子营来说吧。据说乾隆把香妃从新疆接回来之后,她成天愁眉不展,什么荣华富贵也解不了她的乡愁。那时候皇帝办事可真便当!他居然就在皇城外头搭了这么个地方,带有浓厚的维族色彩。香妃一想家,就请她站在皇城墙上眺望。也不知道那个“人工故乡”,可曾解了她的乡愁!
  民国初年袁世凯就是在北京城这里搞起的假共和,所以北京不少街名带有民国史的痕迹,特别是今天新华社总社所在的国会街。野心家袁世凯就是在那里干过种种破坏共和的勾当,曹锟也是在那儿闹过贿选。50年代初期我在口字楼工作过几年,总想知道当时的参众两院设在哪块儿,找找那时议员们以武代文、甩手杖丢墨盒儿的遗迹。
   ……   

  

十、市格
  1928年冬天,我初次离开北京,远走广东。临行,一位同学看见我当时穿的是双旧布鞋,就把他的一双皮鞋送了我,并且说:“穿上吧,脚底没鞋穷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给咱们北京丢人现眼!”多少年来,我常想起他那句话:可不能给咱们北京丢人现眼。真是饱含着一个市民的荣誉感。
  在美国旅游,走到一个城市,有时会有当地人士自尽义务开着自己的车来导游。1979年在费城,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位。她十分热情地陪我们游遍了市内各名胜和独立战争时期的遗迹。当我们向她表示谢意时,她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家几代都住在这儿,我爱这个城市,为它感到自豪。我能亲自把这个伟大的城市介绍给你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
  1983年我去新加坡访问,参观市容的那天,年轻的胡君站在游览车驾驶台旁,手持喇叭向大家介绍说:“现在大家就要看到的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城市建设。”语气间充满了自豪感。他不断指着路旁的建筑说:“在英国殖民时代这原是……现在是共和国的……”从他的介绍中,我觉出这个青年对自己国家的荣誉感。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座城市也该有它的市格。近来北京进行的文明语言、禁止吐痰等活动,无非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的高尚市格。北京确实不是座一般的城市,而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是十亿人民的第一扇橱窗,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究竟有多大出息的标志。每当公众场所敦促市民注意什么时,过去常写上“君子自重”。这是大有分量的四个字呀!
  从客观上说,北京的变化确实大得惊人。这几年光居民楼盖了多少幢啊!可是我感到少数市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却大大落后于物质上的变化。就拿我所住的这幢楼来说吧,包括我们在内,不少人过去都住过大杂院,如今总算住上有起码现代化设施的楼房了。这楼从落成到现在才两年多,可是楼下的门窗早就给自行车什么的撞得七零八碎,修一回再撞破一回。上下十二层楼,本来楼道都安有电灯,偷泡子呀,拔电线呀,如今干脆成了一片黑暗世界。有人主动做了卫生值日牌,传不上几天就没影儿了。有好心人自告奋勇打扫楼梯,刚扫完,就有专喜欢一路嗑着瓜子上楼的人,毫无心肝地把楼梯又糟踏得不像个样子。
  1949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设)固然不易,城墙得一截截地拆,大楼得一层层地盖;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更要困难。
  然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一九八五年